贾根良: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贾根良 2018-01-04 浏览:
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演化经济学和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表现为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两者的产业政策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技术赶超或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有关政府作用的理论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为基础的,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则在批判市场失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不适合于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运用于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情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使是运用于低收入国家,也是有局限性的。事实证明,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的价值链升级正是我国所有地方政府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吉林报告》则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吉林报告》的缺陷说明,聚焦于传统意义上产业部门之间区别的新结构经济学已不适应新国际分工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价值链特定环节、核心技术和组织能力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是通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还是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基础之上,针对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发展一种历史和国情特定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贾根良: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自2016年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新一轮产业政策争论以来,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信奉者[1],其它经济学流派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对之保持着沉默[2]。但这并不说明,其它经济学流派的学者对产业政策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恰恰相反,这些学者的研究要比现在的争论早就深入得多。例如,在演化经济学以及与之具有历史渊源的研究传统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有路风(2000,2004,2016a,2016b,2016c,2016d)、贾根良等(2007,2008,2009a,2009b,2011,2015)、贾根良(2012,2013a,2013b,2013c,2013d, 2013e,2014a,2014b, 2014c,2016,2017a,2017b)、宋磊(2015,2016a,2016b,2016c)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贺俊等人的成果(例如,贺俊、吕铁,2015;黄群慧、贺俊,2015;贺俊,2016,2017a,2017b)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也许除林毅夫、宋磊、贺俊和顾昕等人外,其它参与争论的学者并不知晓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十多年中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3],因此,本文首先通过介绍当前国外经济学界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两大理论范式,厘清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在目前产业政策的争论以及在经济思想史中所处的位置,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两大理论范式提供一个概要。在此基础上,本文第二节将对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的基础提出批评,并阐明演化发展经济学相应的替代性观点。最后则讨论演化发展经济学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为什么要比新结构经济学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 

一、 产业政策研究国际前沿的两大理论范式

在进行讨论之前,本文首先需要对产业政策的概念进行定义。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所谓产业政策就是指所有有关产业发展的政策,或者是有关发展的产业政策(developmental industrial policy)(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Runde,2017),这样定义的产业政策既包括英文中工业战略(Industrial strategy)的概念,也包括政府制定的与企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微观经济政策。皮特利斯认为,微观经济政策目前正在大西洋两岸通过产业政策、战略和国际竞争这些伪装的概念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复兴,“正如钱德勒、彭罗丝和许多其他作者观察到的:组织和企业是国家可持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公共产业政策的分析再也不能忽视企业以及它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了”(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Runde,2017)。而那种“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产业政策理解为在市场机制发生障碍的情况下,政府对特定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进行介入或对特定产业内部的竞争进行限制的政策,……实际上将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立场的政策实践排除在产业政策之外”了(宋磊,2016a:3),本文将不采用这种以特定理论范式定义的产业政策概念。

按照上述演化经济学有关产业政策的定义,“历史上第一次审慎的、大规模的产业政策”的实施可以远溯至1485年登基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亨利七世的青少年时代是和他的一位姨妈在法国的勃艮第度过的,在这个地方,他注意到毛纺织品的生产不仅为其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也使面包师和其他工匠非常富裕,但其原材料却都是从英格兰进口的。1485年,当亨利接手英格兰时,英格兰是个一贫如洗的王国,未来几年的羊毛生产都抵押给了意大利的银行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在勃艮第的所见所闻,因此,他决定采取模仿勃艮第的做法,并为此制定了鼓励羊毛纺织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对羊毛出口征收关税、对新建立的羊毛纺织厂规定免税期、吸引海外特别是荷兰和意大利的工匠到英国定居等,这就是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开端(埃里克·S·赖纳特,2010,58-62)。正是这种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最终在英国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贾根良,2017a)。

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是最早的产业政策,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坚决反对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正如李斯特和马克思指出的,(晚期)重商主义(16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重工主义”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21年在议会开幕时经内阁授意所说的话就典型地概括了这种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国家利益的关键性作用:“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61:41)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如果一国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殖民地就只能是其悲惨的命运了。查阅任何一本社会科学著作,您总是会发现,殖民地无一例外地被定义为“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制成品销售市场”。重商主义这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不仅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性因素,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催化剂。“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对国家命运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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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学者,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