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版权每回溯历史一次,便是一次历史的忘却和改写

冯象 2018-01-03 浏览:
法律无言,居高临下回溯既往的那个位置,其实是法治的起点。因为法律若不回溯,就没有所谓“历史遗留问题”。而历史问题的遮掩和重构,原是法制转型的首要任务。这任务在中国的基本执行策略,便是版权。所以版权无法不回溯历史,一如法盲不得推说不知法律,虽然有时让“法治意识”难堪,却是地道的法治。哪里有回溯,哪里就有法盲。法盲因此是建设法治的先决条件和必然产出,是社会法治化以后我们大多数人的名字。

冯象:版权每回溯历史一次,便是一次历史的忘却和改写

一九九六年岁末,有件案子“震动了文艺界”。简单说来,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九月,汪曾祺先生(被告一)将京剧《沙家浜》剧本收入陆建华(被告二)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被告三)出版发行的《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署名“汪曾祺、薛恩厚、肖甲、杨毓珉集体创作,由汪曾祺主要执笔写成”。这署名却藏着一个漏洞:漏了《沙》剧的前身沪剧《芦荡火种》的作者(“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结果,沪剧团(现称院)和文先生(已故)的夫人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四万元,并恢复原作《芦》剧作者的署名。不过官司没打太久。纠纷伊始,《文集》主编就对记者表态:《沙》剧“一度”只署京剧作者姓名,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及“人们的法制观念也比较淡薄”造成的;现在应当承认《沙》剧是改编作品,“还历史本来面目。”汪先生本人也表示,事情出于疏忽,愿意通过上海《新民晚报》(1997.1.16)向文夫人道歉,并遵照法律支付应得报酬。不久,汪先生去世。其继承人向原告道歉,取得谅解,原告遂撤了对汪先生的起诉。官司于一九九七年夏调解(协议)结案:出版社和《文集》主编承认侵犯著作权(版权),向原告道歉;《文集》如再版,得按一九六五年三月《沙》剧首次发表于《人民日报》时的署名格式,补上《芦》剧作者;被告方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三千五百元(《人民法院报》1997.8.14,第二版)。

我们的兴趣,不在案子的结局,也无关当事人之间的是非曲折、分歧和解。此文的缘起,在汪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两句话。记者认为,纠纷能否顺利解决,“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沙》剧编剧”的汪先生的“态度”,即他承不承认《沙》剧系《芦》剧的改编,愿不愿意更正署名。不料“态度”没问出来,反被汪先生将了一军(录音“未经汪先生审阅”,《文汇报》1996.12.26,第二版):

问:那您觉得我们是否可以套用现在的法律认定《沙》是一个改编作品呢?
汪:反正那个时候(创作时)还不存在这个(著作权)。
问:那么在您看来存不存在所谓“侵权”?
汪: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法盲”,哈哈......
问:如果将来北京青年京剧院演出时说明书上加署沪剧原作者姓名,您是否同意?
......
汪:随他们要写就写,不写就不写,都可以。

汪先生说,署名问题不止《沙》剧一个戏,至少八个“样板戏”都有;“不是一般的著作权问题,是怎样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记者没有往下追问。

冯象:版权每回溯历史一次,便是一次历史的忘却和改写

汪曾祺(1920-1997)

“法盲”碰上了“历史遗留问题”,汪先生说的是大实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以为这两句话无意中触及一个法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可看作版权引发的中国基本政法策略的转型换代问题,值得研究。政法策略是个大题目,这里无法细说。限于篇幅,我们只就其中有关法律回溯适用与法治意识培养的策略,提出两个相关的问题讨论:法盲(事前不知法者)能否免责?版权能否回溯“历史遗留问题”?先讨论第二个问题。

本案纠纷系于《文集》署名,或原告作者身份(署名权)的认定。《文集》出版于《著作权法》实施之后,所以解决纠纷的依据为《著作权法》。这是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根据以往的案例,相信也是法院的立场)。《文集》署名却源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即历史上《沙》剧及其前身的创作、发表和署名的政法理据。故原告署名权的理据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此,讨论“历史遗留问题”,就必然要拿它放在《著作权法》的基本概念、规则和原理的框架内分析。于是本案的关键便是,如何将发生在“前版权”时代的一些行为、言论和社会关系赋予版权的意义而加以认定、处理。但法治的一般原则,是法律不得回溯既往(ex post facto)施行或加重惩罚,或剥夺公民、法人在法律实施前已取得的权益。因为若合法权益随时可能被新法修正取消,人民将无所适从。这就是为什么《著作权法》明文规定:“本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或者违法行为,依照侵权或者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处理”(第五十五条)。据此“不回溯”条款,似乎就不该用《著作权法》处理本案这一类症结在“历史遗留问题”的侵权纠纷。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版权却是回溯历史的,而且从未停息。自八十年代中文化部颁发《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起,已有一系列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版权案例为证。本案只是近年来见诸报端的又一例。司法实践和法律条文的官方或“学理”解释有所差距,本是法律运作的常态;否则法律便办不成一个热门专业和职业(详见下文)。但如果官方/学理解释大大脱离司法实践,就肯定有深一层的道理。这道理,可以从版权的性质和功能两方面考查。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