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

孔元 2017-12-31 浏览:
正是这种文化虚无,催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它表现为以传统和集体性为主要诉求的全球保守主义运动,尽管借助了身份政治的话语方式,它早已超脱出其原来的文化语境,发展为追求同质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同时否定左派的国际主义和右派的全球主义,从而完成了对整个20世纪的反动。伴随着这种反动,一个幽灵,19世纪民族国家和种族资本主义的幽灵,悄然回归。

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

“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志。”

特朗普总统对波兰人民的讲话,2017年7月6日

2017年已届终结,但它所揭示的政治和文化现象却没有被充分考虑。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全球化退潮和民粹主义崛起、保守主义复兴等都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这些讨论无疑充分揭示了2016年以来的各种政治现象及其成因,但对于如何理解美国现在的文化分裂却仍然不够。2017年9月份发生的夏洛特暴动,让人们看到了白人种族主义狂躁的一面,而作为这一事件的诱因,罗伯特·李将军的塑像也不断展现着文化政治在美国公众生活的重要价值。本文试图指明,这场文化内战引发的政治危机,其祸根在于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群体认同模式,身份政治在美国经历了从左派的解放政治向表演政治和右派的反动政治演化的历史过程。当下白人民族主义和黑人、女权、同性恋运动的对峙,是其最新表达形态。由于对“本真性”的坚持和对差异的寻求,身份政治不断瓦解美国统一国家认同,并导致美国民主政治的“部落化”,从而引发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

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

从解放的政治到表演、反动的政治

作为一种语词,identity被用于描述个体认同的心理意识有一个过程。它在词源上起源于拉丁语的限定词idem,其基本意思是表达人或物的同一性(sameness),对物而言,它可以指代数学中的恒等式或者逻辑学中的同一性,对人而言,它要么指人在社会或法律上的地位和资格,也即社会或法律身份,要么指个体人格在时间中的持续性问题,也即哲学上所讨论的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问题[1]。受战争、消费主义和大众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无所依附的困惑和焦虑感,而当时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将个体的精神紊乱理解为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因而是一个隔离于社会环境的生理现象。在此背景下,德裔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identity发展为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以便发展一个能将社会历史内化于心理学研究视域的新学说。在他看来,identity不光是个体在时间中对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而且是个体意识到别人对这种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承认[2]。这意味着个体的存在要求一种明确的自我认同(ego identity)意识,这种意识的紊乱会引发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在这之后,美国社会学界基于反思个人主义社会理论的需要,将埃里克森侧重个体认同的概念发展为描述群体认同的社会科学概念,它在美国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中被政治化,演化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的话语形态。斯大林的独裁暴行,引发公众对苏联模式的反感,而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也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吸引力。富裕社会催生的庞大中产阶级不再关心经济和阶级剥削问题,而是对生活中的歧视更为敏感。这使得左派的反抗开始超越“经济帝国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对主流文化所强加的身份认同的反抗,这种抗争试图通过对它所排斥或鄙视的“他者”的揭示来披露自由主义一致性逻辑的局限,通过对差异性的寻求来发展专属于个体或群体的独特认同。

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

爱利克·埃里克森

借助个体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号,身份政治迅速整合了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和新左派运动,重塑了美国政治论争的话语,并衍生出族群(ethnicity)、性别(gender)、性取向(sex)这三项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受其激发,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谴责白人的“文化恐怖主义”,要求专属于黑人群体的族群认同,女权运动谴责父权社会,要求摆脱家庭压迫和性别歧视,追求专属于女性的性别认同,同性恋群体号召通过出柜行动向公众坦露群体意识,更是有一个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组织,要求专属于黑人、女性、同性恋者的群体认同,正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宣言,身份政治才走入美国公共生活。凭借其独特的生理和文化标记,这些群体坚持“本真性”的自我意识,拒绝单一同质的美国认同,要求主流文化承认其对差异性的追求。

可以看出,身份政治是美国左翼为了回应富裕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需求,从其反抗性初衷中发展出的新抗争形式,但随着时间演变,这种解放政治发生变异,分化为左翼的表演政治和右翼的反动政治。美国左翼历史学家萨拉·摩汉迪西(Salar Mohandesi)指出[3],1960年代的黑人和女权运动,回应的是当时由白人、男性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通过强调自己的差异性,它的目的在于深化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认识,从而能够使得对全人类的解放更加彻底。而到了1980年代,随着美国体制对黑人精英的吸纳,以及身份政治的主体从工人阶级、乡村社区和地方政治俱乐部向高校师生和新闻记者等文化从业人员的转变,真正的左翼精神开始衰落,身份政治沦落为精英表达文化个性的表演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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