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为什么极力主张中国“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

余云辉 2017-12-17 浏览:
在美元控制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向资本集中,本质上是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向国际资本集中、向美元资本集中。

世行为什么极力主张中国“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

美国黑石基金以及其它海外资本在中国悄然开展的购买农村土地行动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控制下的世界银行为什么极力主张中国“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为什么日本和台湾等亚洲农业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允许城市资本下乡、反对土地向资本集中、更不允许土地向国际资本集中?为什么美国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通过立法严禁境外资本租赁美国的农业土地而中国却放任外资在中国圈地?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难道真的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吗?这是中国政府和国内专家迄今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然而,美元资本正借助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机会,即将敲响中国社会崩溃的丧钟。

中国经济体系已经深深陷入在由美国设计并由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之中。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美国”和“美元-人民币”的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农业问题,评估农村改革的政策后果。

美国已经控制中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美元资本称之为美元的“网络空军”;同时,美国已经控制了中国金融领域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详见笔者《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这部分美元资本可以称之为美元的“金融海军”;那些潜伏在中国境内并企图大量收购农村土地的美元资本可以称之为美元的“产业陆军”。肢解中国版图是美国二战以来的长期国家战略。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进攻目标已经锁定中国。中国已经开始重视来自于美国战略东移所形成的正面军事压力,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现和重视以下事实:美国资本的“网络空军”、“金融海军”和“产业陆军”已经包抄了中国军队的经济后方。这才是中国最隐蔽的危险、也是最大的危险。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66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欧元区、沙特和瑞士这四大外汇储备国的总和。同时,央行9月末外汇占款余额是25.3万亿人民币,几乎可以等同于2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换句话说,如果扣除外汇占款所形成的基础货币,那么,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量接近于0;如果以4倍的货币乘数计算,扣除外汇占款所形成的流动性,中国M2数量也接近于0。这说明:美联储已经控制了中国央行、美元已经控制了人民币、美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货币主权。如果说美国海军可以在太平洋上封锁中国的能源供给的话,那么,美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潜伏的“金融海军”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体的血液和呼吸。这是中国“流动性困境”的真正根源。明朝的衰败和晚清的瓦解与白银主导下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当代中国是否会重蹈明末与晚清的覆辙?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今天,中国货币主权的再度丢失正结合着农村“二次土改”,演绎着新的毁灭性的故事。在美元控制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向资本集中,本质上是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向国际资本集中、向美元资本集中。

自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中国农村土地的分享程度和独占程度,始终决定着社会的繁荣与危机、决定着政权的稳固与瓦解。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把集中在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建立了苏区政权并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解放后,随着土改的全面完成,中央领导发现:尽管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到家庭,但是,由于农村不同家庭存在男女性别的差异和劳动能力的差异,土地还是向劳动力多的家庭集中,从而产生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业主和资本家在粮食和棉花收购过程中,利用个体农民之间的内部竞争和无序状态,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形成城乡之间的对立和资本家与农民之间的两极分化。因此,中央在东北和山西开始试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合作社和高级社等农村生产组织,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合作组织”相配套的新型农村经济制度。中央以点带面在全国推广了这项制度。这一农业制度的历史性创新后来为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领域全民所有制的建立、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可以说,新中国领导人制定的土地制度和农民生产组织制度是中国推动工业化的立足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的最重要基石。

土地承包制是一场使农村、农业和农民“去组织化”的改革。当初并没有估计到这场改革会导致现在中国农村重新碎片化、乡村治理黑社会化、农民丧失农产品议价能力等后果;没有想到由此产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三农问题”;更没有想到这场“去组织化的农村改革”会导致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经济组织的全面解散和基层政治组织的全面瘫痪,使边疆的基层成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组织等病毒大面积扩散的温床。新疆分裂主义的火焰已经烧到了天安门金水桥旁,遗憾的是,并没有人从新疆农村“去组织化”之改革的角度进行反思和提出对策。如果10年之后新疆、西藏成为第二个车臣,那么,这项“农村改革成果”应该如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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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
余云辉
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