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深入研究陈云的治国理政经验

朱佳木 2017-11-23 浏览: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要学习陈云同志坚守信仰的精神、党性坚强的精神、一心为民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刻苦学习的精神。我们要以习总书记这一讲话精神为指导,把陈云思想生平研究持续深入地开展下去,把陈云的治国理政经验更好地梳理和总结出来,努力为党中央在新形势下的治国理政提供智力支持。

朱佳木:深入研究陈云的治国理政经验

陈云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在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初期,积累了大量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研究他的这些经验,无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还是深入理解、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认清基本国情是治国理政的首要条件

凡要治国理政都要先弄清国情,陈云对此有过大量论述。他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这个‘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①]“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②]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有基本情况,即较为稳定的情况;也有动态情况,即根据形势发展会发生变化的情况。陈云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灾害频。他指出:过去总说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把自己放在苏联型和美国型、加拿大、澳大利亚型上”[③],这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国土面积虽然大,但耕地少,“是人多地少的国家,是属于日本型和德国、丹麦、荷兰型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要把它搞清楚。”[④]另外,近代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上百年的侵略和连续40年战争,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是“一个经济落后和贫困的国家”[⑤],“新式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左右”[⑥],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旧基础上进行新中国的建设。”[⑦]尤其要看到,我国虽然是农业国,但旧中国还要进口粮食、棉花,新中国虽然实行自力更生,但一来要重点发展工业,二来农业由于灾荒多而“很不稳定”[⑧],因此“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⑨]改革开放开始时,我们仍然存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⑩]他强调,“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11]

二、为人民谋福利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

古今中外,凡是执政者都有一个为什么人治国理政的问题。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党治国理政,当然是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然而,一些人往往处理不好人民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要么只顾长远而忽视当前,要么只顾当前而忽视长远。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陈云总是说,不要为了搞建设而搞建设,不要忘记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他指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2]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他看来,能否处理好人民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矛盾,归根结底,取决于对搞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的这个观点,究竟认识得深刻不深刻,树立得牢固不牢固。

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落后的烂摊子,要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不能不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开始。然而,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13]比如,卖给工人和城市居民的商品粮和用于出口换工业设备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都要比较低,而卖给农民的农用机械和轻工业消费品的价格则要比较高。就是说,要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比例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对此,陈云解释说:

【“缩小剪刀差“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14]

但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继续提高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再多拿钱来扩大基本建设。他说:“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要“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15]而我们“这个政府不是别的政府,是一个以共产党人为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16]所以,这里说的对我们有利,归根到底还是对人民有利。

为了讲清楚正确处理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相互关系的道理,陈云在改革开放后把人民生活形象地比喻为“吃饭”。他说:“一要吃饭,二要建设。”[17]“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18]“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19]什么叫不能吃得太差呢?纵观陈云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划的几条“红线”:第一,要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20]比如,要满足每人每天最低蛋白质的需要,要使孩子有袜子穿,等等。第二,在吃和穿的供应发生矛盾时,要“先吃后穿。在吃方面,先粮食后副食。”[21]第三,要优先关心低收入人群,“他们的收入,用在吃的方面的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22]因此,他强调要保证粮食和蔬菜价格的稳定。他指出:“蔬菜、猪肉和鸡蛋等,价格统统是跟着粮价走的。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23]“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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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
中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