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两洋之间的新大同想象

汪晖 2017-11-11 浏览:
“一带一路”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产生的,它也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市场扩张的逻辑,即海洋内海化、边疆内地化的逻辑。如果我们只是关心金融扩张,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而寻找新的机遇,不去理解路、带、廊、桥所涉及的是不同文明的关联——这意味着你需要去理解、研究、认识每一个它所经过的社会,它所经过的文化和它的独特性——你如果不理解这个东西,你只是用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逻辑去推动这个计划,就有可能对这个广阔区域的复杂的文化和生态造成破坏,倒过来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那是要遭致报复的。

导读:我们身处一个巨变时代。新技术与新生产形态正在改变全球性的时空结构,也重塑着我们的生存方式。然而,我们认识世界却依旧很难脱出“民族国家”、“霸权转移”这些传统的秩序想象。理解力和想象力的贫困,限制了我们对更好秩序的实践和探索。本文节选于由修远基金会主持、国内外思想界知名学者联袂打造的重磅新著《新周期》,文章从中国近代遭遇西方挑战所引发的世界观巨变出发,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变革过程与人类自我认知的复杂互动,以及建立在这种互动关系上的组织、政治形态的变革。在这样一个新的巨变时代,这样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突破那些已然在巨变中丧失了积极内涵的陈旧概念的束缚,启发我们共同去探索建立一种既与物质变迁过程相匹配,又容纳人类理想的生存秩序。

2015年,我有机会去到喀什,萌生了关于“两洋之间的文明”这个思考。喀什在内地民众眼中处于边缘地区,然而,它其实也是中心。身处此地,让我们有机会体会“边缘”与“中心”在历史与空间结构中的复杂变奏。喀什地处欧亚的中心,西连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则与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也十分临近。在它的东面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西北和东南分别连接着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和田。

从秦汉之际匈奴僮仆都尉的辖区,到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行政范围,从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到五代至宋时期的叶尔羌汗国的首府和西辽的管辖地,从蒙古时期的察合台封地,到清朝“总理南八城事宜”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驻地,这个地区的政治统属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从未改变的是多族群混杂和聚居的状态。这样一个独特地理环境中的独特区域,使得喀什在文化上的错综交织。

在“一带一路”战略展开的大背景下,位于这个大地的中心地带的区域,会给边疆与中心、内陆与海洋重新思考带来新的契机。

海洋时代与重新界定中国

 

对历史的变迁的理解和再解释,通常也都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刻。在这些时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化跟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突然变得特别重要,而另一些地域和文化却相对地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些变化也因此改变了人们观察历史的重心和视角。将近200年前的1821年,当时并不出名的龚自珍给道光皇帝上的一道奏议,叫做《西域置行省议》。

奏议的直接动机就是在新疆设置行省,促进内地往新疆的移民,增强西北地区的纳税能力,一方面减缓内地因为水灾等造成的灾民安置的压力,另一方面稳定新疆的内外的反抗和颠覆,对抗沙俄的威胁,寻找通往西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洋的道路。在1758至1759年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通过军事控制和对新疆各部的瓦解,清廷在地方精英中寻找合作者,允许当地按照伊斯兰法进行统治,并采取轻徭薄赋的富民政策。

但至1820年前后,内外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在内部,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天理教起义等等先后爆发,在外部,俄罗斯的西部逐渐稳定,重新东扩,清俄边界随即陷入危机。与此同时,在新疆,大和卓之次子张格尔起兵反叛,在英国和浩罕势力支持下攻击喀什噶尔边境,虽然攻击受挫,但几年之后,1826年,终于借浩罕国之兵攻克喀什噶尔、英吉沙儿、叶尔羌和和和阗等地,几乎控制了新疆的一半土地,直到1827年为清军击败。

《西域置行省议》有清晰的地理学背景。嘉庆、道光之前,西北地理研究不很发达,有限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清俄边境的描述。嘉庆中期,由于恰克图贸易争端迭起,刺激了一些清朝士大夫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例如俞正燮、张穆等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嘉庆末年,龚自珍和程同文辑录的《平定罗刹方略》也是这个潮流的产物。这些作品在描述清俄边疆危机的同时,也对这个地区的民族、民俗、语言、宗教和各种文化进行调查,大大扩展了顾炎武开创的舆地学和风俗论的传统。

道光年间的徐松、祁韵士等人,都对于清代中期的新疆地理、民情做了深入调查。徐松于1820年回到北京,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舆地学的圈子,张穆、龚自珍、魏源等就是这个圈子中的人。这些人地位不高,但心怀天下,关心朝政和社稷命运。龚自珍的著作中也有大量关于蒙古和回部的研究文章。参照龚自珍的其它相关奏议书疏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的政治蓝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将他的舆地学观察纳入“天下”观察,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中国”只有组织在一种由近及远的礼序关系中才能构成内外呼应的政治秩序,它是历史渐变的产物,也是不断变迁的历史本身。因此,所谓地理学视野可不只是地理问题,背后是如何在空间上和内涵上界定“中国”和“天下”的问题。

来源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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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