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

吕新雨 2017-11-10 浏览:
布拉格会议是辛亥革命得到的最早的国际声援,并第一次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列宁最早敏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为之后的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物质支持开辟了道路。而此时的俄国正在策动外蒙“独立”,布尔什维克旗帜鲜明地反对之,这并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的“机会主义”——这正是今天翻案史学的主要立论。

吕新雨: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

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抵达中国的。因此,如何重新评价列宁主义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渊源是来源于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共产党,但是这一点今天却讨论得很少。反而是自由主义右翼更明白这一点,他们通过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做了大量工作。否定了列宁主义之后,他们要的是什么,其实已经不言而喻。

讲马克思主义跟中国道路的关系,如何不讲列宁不讲苏联革命,不讲共产国际的历史,不重新梳理这些历史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叙述的。所以如何重新讨论共产国际?这就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裂。这个问题今天重新回潮,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路径要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被表述为封建专制主义,或亚细亚专制主义)切断,直接剪辑到欧洲福利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修正主义重新翻案,中国和苏联既有的道路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就要回到晚年恩格斯,把恩格斯抬出来压马克思,为修正主义张目。用恩格斯打压马克思,用斯大林打压列宁,是其基本策略。但是,这个主张从来不正面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国际在一战爆发之后全面背叛工人阶级,背叛社会主义,滚到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那一面?这个政治路线的脉络从来被他们没有清理过。正是在此背景下,1917年至1918年,在列宁的建议下,经过党内讨论,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决裂与路线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今天自由主义右翼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来抢夺左翼的旗帜,要把毛泽东思想拉回到新民主主义,用裁剪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阉割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这些新的理论动向都必须与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重新理解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历史的洞察,以及批判的源泉。

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体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但是,这一特殊性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性基础上完成的,特别是在与苏俄革命联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清理这个历久弥新的历史课题。

吕新雨: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

(一)列宁为什么关注辛亥革命?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之际,也正是同盟会成立的一年。当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示的辛亥革命推翻王权,共和国终于在艰难中诞生之际,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为之进行了大大小小的起义或革命十余次之多。此时俄国正处于从1905年革命到1917年革命的关键期间,流亡欧洲的列宁忙于与孟什维克的斗争,鉴于党内围绕着《火星报》展开的路线斗争分歧严重,已经无法调和,列宁决定把布尔什维克派变成布尔什维克党,重建国外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委员会,这也是因为在俄国工作的全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都被捕了,需要重建党的最高机关。

1912年1月5日,列宁在布拉格主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决议,其中就包括列宁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①]:

鉴于政府的报纸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语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叫嚣要趁中国发生革命运动之机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地区,代表大会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大会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并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行为。[②]

布拉格会议是辛亥革命得到的最早的国际声援,并第一次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列宁最早敏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为之后的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物质支持开辟了道路。而此时的俄国正在策动外蒙“独立”,布尔什维克旗帜鲜明地反对之,这并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的“机会主义”——这正是今天翻案史学的主要立论。

孙中山最早被俄国革命党人开始了解,是1897年俄国民粹主义色彩的杂志《俄国财富》对孙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的翻译、采访,以及对孙的两篇文章翻译,最早在伦敦与孙接触和访谈的俄国人即为一名民粹党人。[③]自此,中国革命就始终被俄国的社会民主革命党高度关注。

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4月1日《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讲》中阐述了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的思想。其演讲的上半部分迅速被翻译为法文,刊载在1912年7月11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上,7月15日便转译为俄文,题为《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刊登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第17期上。该报正是响应列宁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重要任务:恢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刊物,而于1910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流亡海外的列宁自己在该报上刊登了大量的重要文章,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战斗性、影响力的党在俄国的合法机关报。该报从1911年起系统报道中国情况,刊登学潮消息,还翻译了同盟会的传单,辛亥革命后则辟出“中国革命”专栏。[④]在刊登孙中山演讲的同一期,列宁便刊登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重要文章[⑤],这是列宁第一篇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稿,首先涉及民粹主义。中、俄两国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的两篇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同时刊登在一期报纸上,从办报理念上是凸显议题重要性的方法。也可见列宁的政治判断力非同寻常,中俄之间在革命上的密切同步与互动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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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