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风访谈录: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等问题

吴易风 2017-10-23 浏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吴易风访谈录: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等问题

原编者按:为了记录历史、弘扬老一辈经济学家勇于突破的理论创新精神,编辑部特别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老一辈经济学家进行了访谈,记录下那一代学者求学治学的经历与他们对我国经济学建设的贡献。本期,编辑部邀请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林教授对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教授进行了访谈。

吴易风,男,1932年生,江苏高邮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前任会长和现任名誉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吴易风教授曾获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吴玉章优秀科研成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并获全国模范教师、资深翻译家、北京市人民教师等荣誉称号。由于吴易风教授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允许接受长时间的访谈,因此张林教授对吴易风教授的访谈是分段进行的。从2017年2月底接受编辑部委托一直到5月访谈结束,张林教授多次来到北京吴易风教授家中,在每次不超过一小时的访谈中,聆听他85年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自己学术贡献的深度解析。在历时3个月的访谈过程中,张林教授还参考了吴易风教授的大量论文、著作,也参考了其他有关吴易风教授的采访、报道,结合本次访谈的话题,在吴易风教授口述内容的基础上作了补充。这些补充都得到了吴易风教授的认可。下面,我们把张林教授与吴易风教授的对话呈现给大家:

张林:2015年9月,您的十卷本《吴易风文集》(后文简称《文集》)出版,了却了您的一大夙愿。祝贺您!

吴易风:谢谢。出版《文集》的确是我的一个心愿。它能够如期出版,我要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出版社的领导的关怀。文集的整理和编校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和在校博士生刘国晖、刘文超、徐春华、丁玲的大力协助,衷心感谢他们。还要衷心感谢责任编辑为这部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我知道有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学者,想要整理自己的论著出版文集,但在有生之年没有整理完,非常惋惜。我不仅在有生之年把它编出来,把它出版出来,而且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我感到很幸运。

张林:《文集》应该是收录了您的所有研究成果了吧?

吴易风:这十卷文集,是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任教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主要研究成果。我查了一下自己的成果目录,论文约200篇,独立著作8部,合著、合编、主编28部,翻译、主译、校译5部。在选择收录内容的时候我决定:第一,翻译、主译、校译的,概不收入文集;第二,合著、合编、主编的,绝大部分都不收入文集,只有极少部分收入。收入的论著按照十个独立的题目,分成十卷,由专著和论文集组成。这十卷文集有四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二、西方经济学研究;三、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研究;四、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文集第一、二、三、四卷研究第一个主题,即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中,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两个来源——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第三卷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四卷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文集第五卷和第六卷研究第二个主题,即研究西方经济学。其中,第五卷研究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两大流派,第六卷研究西方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文集第七、八、九卷研究第三个主题,即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其中,第七卷研究经济理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第八、九卷研究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经济现实。文集第十卷研究第四个主题,即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收入文集的主要是我个人的独立论著,此外还收入了两本合著。①在此,我一方面感谢已收入文集的这两本著作的合著者,另一方面我要向未收入文集的二十几部合著、合编、合作主编的著作、论文集和教科书的合著者深表歉意。

张林:您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从此走上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可以说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和成长经历?

吴易风:我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临泽镇汲水村,家境贫寒,父母是善良、淳朴的农民。少年时代,我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半年小学。1947年,我考取了离家有几十里路的界首乡村师范学校。1949年家乡解放后,该校并入扬州师范,我也转入扬州师范初师部学习。1950年,我这时18岁,初级师范还没毕业,就被调到苏北行署机关学校当教师。不少学员原来是从农村参加革命的,都是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幸存者。他们大都在30岁左右。我跟他们在一起,既把自己当老师,也把自己当学生,特别注意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这对我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军队有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需要培训。这一年,我被调入刚成立的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工作,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我边学边教,认真备课。学员对我的教学效果还满意,我被评上了该校优秀人民教师。除了讲授语文课和历史课外,学校还让我讲“经济建设常识”课程。要教这门课,我只好自己赶快先学。先是反复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后又开始自学当时被列为干部必读的一部翻译过来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政治经济学。说老实话,当时许多地方并没有读懂。在此期间,我还自学了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主要专业课程,并先后在苏北俄语学校和上海俄语广播学校学习俄语,取得了上海俄语广播学校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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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