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世界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余云辉 2017-10-03 浏览:
“四大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一切自信,也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者立足于华夏文明体系的新视角,提出应该从中国“道学”出发而不是从西方“哲学”出发,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进一步完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真审视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明确经济制度建设的原则与方向。他从“阴阳合道”的方法论出发,提出了“商品三重性”理论和“劳动三重性”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结构性缺陷,指出了中国经济“阴盛、阳虚、道不立”的理论根源和文化根源,并再次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涵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这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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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世界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场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理论创新。为了完成这场理论创新,首先必须回归中华文明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世界观,运用中国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阶段

自从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就从未中断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侧重点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中国的实践,克服“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争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如何做事”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个历史时期诞生的伟大著作。

在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华文明体系相结合”问题,即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并实现中国化的问题。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解决中国人“如何做事”的问题,那么,这一阶段则是为了解决中国人“如何说话”的问题。

“哲学”是西方文明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是西方文明体系的源头,类似于外国的互联网入口。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二者之间的世界观和话语体系也是不同的。在中华民族数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体系内,“道”是华夏文明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类似于中国的互联网入口。如果中国人一开口谈“哲学”、讲“哲理”,那就已经不知不觉之间切换到了西方思维和西方话语体系中去了;只有讲“常道”、讲“公道”、讲“中道”、讲“道理”,这才是讲“中国话”。中国,并非地理概念上的“中央之国”的意思,而是文化概念上的“中道之国”的意思。“华夷之辨”是文化之辨,而非地理之辨。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重建中国话语体系被列为当下中国的重大理论课题?因为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多只讲哲学(比如新自由主义哲学)、只讲逻辑(比如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只讲“市场决定论”而不讲“常道”、“公道”、“中道”和“道理”的倾向。如果中国人不学中国文化、不懂中国“道学”、不讲中国“道”理,那么,中国就不可能走中国“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无从谈起。

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哲学”,这一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概念已经成为“百科之首”,而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道学”已经被西方的哲学概念所解构,并归类于中国“古代哲学”这一小小的栏目之中。

哲学属于西方的“智慧之学”。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这一概念。这并非中国古人不智慧,而是因为中国古人超越了智慧。他们最早认识到“智慧之学”的局限性。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中国古圣贤在2500年前就看到了哲学思辨容易导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容易产生各种脱离实际的“大伪”。根据罗雄飞教授的研究,马克思本人也力求避免自己被误解为哲学家。这正是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中国古代圣贤和马克思看来,如果说他们是“哲学家”,他们一定会产生一种被贬低的感觉。中国古代圣贤用“大道之学”即“道学”代替了“智慧之学”即“哲学”;而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却做了一件相反的事:用“哲学”取代“道学”。当我们抛弃了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道学”概念而只剩下西方文明体系中的“哲学”概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无法与中华文明体系相结合,就无法立足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无法形成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即解决中国人“如何做事”的问题,而且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即解决中国人“如何说话”的问题。为了恢复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用“中国话”讲中国模式,首先必须先读中国经典、先懂中国“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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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
余云辉
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