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孙立冰 蒋岩桦 2017-09-19 浏览: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又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持和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逐渐被边缘化,是与这一时代主旋律不相适应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要纠正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视为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性倾向,在此基础上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点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没有统一认识,这种状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有不利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其中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够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西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南辕北辙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学界是不承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任何科学因素的。因此,在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领域里基本上没有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位置。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学者试图在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把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内容引进来。20世纪80年代,在大学课堂上出现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90年代后出现了范式危机和范式综合论的讨论。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教育“失控”,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主导面不再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什么批判,而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盘接受和吸收,并试图对其有所发展。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这两个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关系,不妨首先结合学术界的几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来做些分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在回答这一重大问题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偏离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正确方向。他们主张将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作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构建目标,将中国经济学“西方化”作为“与国际接轨”的标志。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而不是学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中国经济学的改革方向,就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需要从三个方面予以厘清。

(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方向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必然走向现代化。但何为现代化?怎样才算实现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是从引进、介绍和研究现代经济学开始的。最先引进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接着是各非主流学派的学说。”因此,在他那里,现代经济学就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正统理论的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改革自然就指向西方经济学。并且他认为,理性行为假定是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也只能由此出发”,所有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者也都应该自觉地坚持这一基本立场,中国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也都是以此作为基本的理论前提,中国未来的发展更是不能离开这一根本基础。

同时,该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队伍重组和整合的过程。”他把“接受国外资助”和“进行合作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学术团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认为中国当前之所以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派别”,“传统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尚未动摇”,“经济学者的知识更新”还未完成,也是因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工作的组织方式、经费来源基本未变”。这种观点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利益指向性,谁出资即为谁代言、为谁服务。近些年来,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项目基金资助的方式,逐渐蚕食并俘获了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使其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而成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言人。

现代化思潮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国企图以经济援助拉拢和影响战后新独立国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战略产物。现代化思潮受到美国政府和大财团的大力资助,直接服务于美国“第四点计划”。现代化理论将美国、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简单地界定为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并把美国、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奉为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唯一道路,把人类现代化进程描绘为世界范围内不发达国家向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看齐和过渡的过程。帕森斯(T.Parsons)曾经指出:“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美国领导的西方社会体系……全世界的现代化,不仅应是‘西方化’更应是‘美国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以美国的发展模式为圭臬,不断西化的过程。事实证明,20世纪60年代后,一些亚非拉国家所谓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这一理论的裹挟下进行的,这些国家非但没有走上现代化之路,反而成为新殖民主义下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因此,现代化理论与其说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工具和手段。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何为现代化?从社会形态的客观发展规律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和危机说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现代化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矛盾,正在走向衰败;而代表社会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方向正在逐渐向人们显现它的基本轮廓,如新型工业化道路、城乡化一体化发展、生态文明、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自主发展等,这是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走和正在走的现代化道路。

目前,我国理论界一些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没有分析,对经济学现代化问题更没有深入地思考。有学者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现代经济学,等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唯一科学反映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理论,是优越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无异于给西方经济学贴上了科学的标签,要知道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拉美国家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罪魁祸首。仅以此方面看,西方经济学何谈优越、何谈现代、更何谈发达。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把经济学的现代化简单归结为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和使经济学数量化,是根本错误的,这些态度和做法已经成为“妨碍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新障碍”。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和中国经济学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的正确回答,就绝不是如何与西方经济学的接轨、使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早已证明,一方面,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在两者主张下建立的国家经济制度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显露出局限性;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现代化指向,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狭隘性限制了其对现代化生产发展规律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总结和预期。因此,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现实难题。毫无批判地随意照搬西方经济学,只会将中国经济带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怪圈中。中国经济学的唯一出路在于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

(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有国界

经济学有无国界,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都是有鲜明的国家界限的。事实上,即使在中国鼓吹经济学无国界的观点,也应区别对待,即真正坚持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无国界,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有严格的国界性,绝不能被用于指导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例如,有学者在《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一文中认为:“据本人在美国以及其它国家跟各国人的交往,我不觉得人的本性会因肤色、语言或国界而异,只要人的本性是无国界的,经济学就只有人类的经济学,像物理、化学、数学不分种族和国家一样。”另有学者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可见,两位学者都将现代西方经济学看作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普世经济学”。这里不能不提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西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都未能做出正确合理的解释和指导,又怎能指望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所建树。马克思曾经批判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经济学家,“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变成了教条集成”,并“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那些无视经济学国别之分、企图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学者们岂不就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批判的“德国先生们”。

首先,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经济形态,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者确实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即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比如价值机制和竞争机制等,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却不可独立存在,它总是而且必须是内置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也就是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表现出来。因此,市场经济特点的一般性概念是从历史上和现实中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它是作为一种思维而存在,我们运用这种思维来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紧扣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必须把市场经济和具体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普世性的经济理论,可以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其实是颠倒了存在与思维、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反映;只有存在特殊性的市场经济,才能从中抽象出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摒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糟粕,而不是根据一般性的市场经济特征来塑造出一个具体的市场经济。

其次,从经济思想史来看,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都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性的某种反映。事实上,经济理论的个性即为国别性,经济学本身是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反映,中国经济学自然应是反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也曾出现过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和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等以国别命名的理论范式。每个国家应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最终是由生产力水平和具体国情决定的。18世纪英国较为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对外贸易催生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而同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德国便产生了以落后国家如何发展为主题的、以贸易保护主义为特征的李斯特经济学。同样,在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也能缕析出美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特点。因此,经济学并非无国界,而是具有显著的国别特征。

强调经济学无国界的观点是用经济学的一般性否定经济学的特殊性,否定经济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要知道,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反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中国传统经济学和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很多差异,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并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所检验。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充分考虑到经济理论的国别性、阶段性和历史性,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独特性。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有无国界的问题,它们更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经济理论,这是由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虽然西方经济学总是标榜自己的无阶级性和无意识形态性,但其所服务的经济制度的基础和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已经包括了最为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因此,阶级性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首先明确经济学的阶级属性问题。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导的分配制度,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学只能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理论。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仅是国别问题,更重要的是阶级性问题。对经济学是否有国界问题的探讨,是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问题的变相提法,是西化学者在中国兜售西方经济学的诡辩手段。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范式,中国改革的唯一可行之路就是推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休克疗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早已证明了这一观点极为荒谬。

(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折中或综合

1994年,有学者在其著作《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提出了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另一路径选择,即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其主旨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比较和综合,从而“建立、丰富、改进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科学的、现代化的经济理论体系”。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100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范式,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范式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然而,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三大理论的研究角度不同,因此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或片面的科学性。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重从生产关系方面研究社会生产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着重从资源配置和生产技术的角度研究社会生产问题,不同的理论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这为三种理论进行优势互补和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为了更“客观地”分析和比较三大经济理论,更好地保证三大经济理论的优势互补,该学者主张在比较分析中只重实证分析的内容,“而一般不涉及有关理论的‘阶级性’或‘党性’的问题;这就是说,将各种理论中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的内容置于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外”。对此,该学者解释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因此,把理论的阶级性问题抽象掉,不仅对我们暂时无损,也许反倒能更有利于集中于我们的主要目的,有利于纠正以往那种只注意某些理论的阶级偏见而完全否定其科学价值并加以一概排斥的非科学做法。”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理论的阶级性”客观存在于整个理论的范式中,体现在具体的理论假设和政策中,不能简单抽象掉。学者魏埙早在1997年就曾批评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内容有无‘阶级性’是理论的属性问题,搞不搞阶级斗争是社会实践问题,它们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搅在一起”。将社会价值判断置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最终将通过政策的传播和引导作用,自上而下导致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经济基础的变革又会反过来影响理论的更替和社会意识形态及政权的颠覆。因此,阶级性是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中国经济理论范式的构建必须予以重视。

“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的一个典型“综合”,就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边际主义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综合到一个体系,从而形成“交换价值理论”。正如《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的作者所认为的那样,“交换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重要的理论命题”,然而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只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忽视了马克思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这造成劳动价值论因为不能成功地引进需求,不能吸收100年来现代经济学的成就而陷入绝境。“交换价值本身也有一个形式和内容的问题:物品间交换的比例,是它的形式;而它的内容则正是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由此可推论出,交换价值(价格)的量的规定,同时包含着价值量的关系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于是该学者声称他解决了在劳动价值论中嵌入需求的难题,实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领域的综合,并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走出了“百年绝境”。

果真有这样一个被广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遗忘的“交换价值理论”吗?通过翻阅《资本论》的第1卷第1章,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和本质,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可见,该学者混淆了价值形式发展的原因和价值形式所表现的内容,把价值形式发展的原因误解为价值形式所表现的内容。对此,有学者指出,如果提出“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的学者所理解的“交换价值理论”能够成立,那么,西方学者就不必再在“转形问题”上继续争论了,甚至这场争论或许就不会发生。因为按照其推论,交换价值(价格)的量的规定,同时包含着价值量的关系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那么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相等就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那么争论百年的“转形问题”自然也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的谬误不止这个所谓的价值综合,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还将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个自圆其说或逻辑上能“说得通的”科学范式,这就混淆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将本质上庸俗的西方经济学美化为科学的范式,这已经不是讲不讲阶级性的问题了,而是讲不讲科学性的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能搞“大杂烩”式的理论综合,不能把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是庸俗的理论,与“基本范式最为科学、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提并论,甚至妄想糅合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这是典型的折衷主义综合范式,是根本错误的观点。必须明确的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要搞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而是要搞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一个综合因素,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和基础,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对包括西方经济学的一切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因此,对待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是综合,而是批判性吸收;我们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新体系不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而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对这项事业进行理论反映和指导的经济学,自然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大的学科格局来看,至多也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而且总体上说是非真理性的反映,尽管它的某些个别的分析方法和某些个别的结论也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可供我们借鉴。但作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来讲,现代西方经济学仍属庸俗经济学范围。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必然会犯方向性的错误。

清醒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与摒弃错误的发展思想同样重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还是存在滞后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概念不成熟

在理论建设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主体性发挥不足,能动性、创造性发挥不够的问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学者一直充当着理论搬运工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前,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照搬、照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范式;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一部分经济学家又陷入了不加论证地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把不经过理论加工的政策文件直接搬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应该承认,我国已经有了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了30多年的时间。然而,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基本上处于较为简单化的复制状态,这导致我国理论经济学建设始终存在着创新不到位、贯彻不彻底的问题。

(二)作为应用经济学基础理论地位逐渐弱化

自20世纪90年代高校开始普及西方经济学教学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的内在联系,就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到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与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等并列的一门学科,其应用范围被限制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在很多应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的指导地位早已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在政策制定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被束之高阁。这其中有应用经济学“唯西方经济学是瞻”的错误倾向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的发展滞后问题。

(三)对经济建设实践指导存在滞后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对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传统经济学以计划经济为核心,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较高阶段的理论阐述,超越了我国生产力发展阶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充分利用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来发展生产力。因此,我国目前经济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构建立足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现状基础上的、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在理论内容和框架上也实现了一些质的突破,但相较于实践的蓬勃发展,理论建设仍然处于“实践先行,理论总结其后”的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对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有效的解释和指导,是目前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要有一个由刚刚产生、到逐步成长壮大、再到最后战胜资本主义成为典型的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过程。相应地,作为反映这一客观社会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经历一个从理论体系不成熟走向理论体系成熟的过程。因此,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总是呈现一种交错发展的状态。但就一个较长时期来看,理论创新跟不上实践创新的步伐,必然导致实践创新因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引而迷失方向,甚至出现类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颠覆性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吸取这些惨痛教训,高度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尽快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来说包括发展以《资本论》为基本范式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就目前来讲,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发展和创新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坐标定位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端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渊源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总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理论内核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反映,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其面临的时代任务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们共同努力创造,而不能由以往的任何经济学说进行代替或包办。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总结于并直接服务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因此必须处处体现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国情特点去应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明确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二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关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把理论探讨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施工方案及其完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施工方案的落地生根,是实践过程。那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边施工建设,一边修改施工方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建设的特点。一方面,实践创新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认识的实践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把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把改革开放总结形成理论的过程;另一方面,理论创新又有力地指导实践创新,苏联、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的实践结果,这是良性互动。当然也有恶性互动,如果我们误入歧途,比如陷入西方庸俗经济学泥潭,理论没有创新,实践也就得不到正确的理论指导。反过来实践出了问题,也会阻碍理论前进。因此,我们要追求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状态:一方面,实践发展为理论创新提供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理论探索又会有力地推动实践创新。只有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它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不同于以前的任何社会形态。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必须要有当年苏联和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境界和勇气,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尤其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更不能囿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唯西方经济学是从。我们要开创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而且,3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经在事实上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仅可以结合,并且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在道路和制度选择上,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理论来源于实践。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西方经济学自诩为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同样要有充分的自信。

(作者:孙立冰,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学博士;蒋岩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编辑。)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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