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 | 反思当代社会的“媒体化政治”

王维佳 2017-09-14 浏览:
近几年来,“媒体化政治”的现象并没有随着传统媒体的凋敝而消失,反而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而进一步深化。一批数量众多的媒体化知识分子不断地转移阵地,成为网络舆论场中的主导性力量。相比传统媒体中的专业记者,这些“自媒体人”不再受到机构规制、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束缚,常常把情绪化的标签、廉价的政治判断和眼球经济的逻辑推向极致。在行政领域,为政绩所迫的公务人员面对网络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将公共关系拓展到网络空间。

王维佳 | 反思当代社会的“媒体化政治”

媒体化的政治,或者更准确地将其表述为媒体逻辑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干预和影响,如今已经成为各国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在欧美国家,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媒体给传统代议制民主带来的挑战。在众多著述中,媒体化民主(Mediacracy)[1]、受众民主(Audience Democracy)[2]、粉丝民主(Fan Democracy)[3]、公关民主(Public Relations Democracy)[4]等概念化尝试不一而足。它们大都指向同一种状况:“政府、政党或其他政治体系里的精英正在失去公共领域中政治传播和阐释的控制权,一种复杂、矛盾、动态的离心化过程正在将政治传播推向媒体逻辑、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5]。”

近些年来,西方学者们广泛讨论了大众传媒对代议制民主中的选举、政党、议会等各个领域的干预,这些论著多数针对的都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6]。然而,如果跳出僵化的政体论框架,将“媒体化政治”理解为一个广义的社会治理问题,它就不会只局限在一种类型的政治体系当中,而是一种历史性症候。

伴随着20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和“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二战”之后确立的政治共识和社会治理规范都纷纷瓦解。商业媒体借机迅猛发展,掌握了能够塑造社会公意的强大权力。在数字化时代,移动社交和个人定制的出现颠覆了传统文化生产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业伦理,带来了舆论生态的整体变革。这一历史进程是“媒体化政治”成为一个显著社会问题的背景和条件,它不仅发生在欧美社会,也同样发生在中国,只是不同的政治环境塑造了同类现象的不同特点。

一、行政体制的变革与传媒业的变革

如果把各种直接的促成条件加以综合,那么我们能够认定“媒体化政治”在中国的出现是近四十年内社会整体变革的产物。这种整体变革在上层建筑领域体现为:决策层将原本由党直接领导并以现代政治目标统合在一起的各种行政职能和社会领域转移到市场环境中。我们可以从行政体制的变革和传媒业的变革两个角度来观察这个过程。

在政府行政领域,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7]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原动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全面展开。[8]从那时起,经过多次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一个适应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成型。在“国家干部”到“公务员”的概念替换中,“综合素质”和“执政业绩”等量化指标得到空前强化,而政治思想修养、理论水平则很大程度上退出了文官考核机制。与此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不仅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的决策自主性大为增强,与发展目标相配套的文化宣传事业也在“基本原则”允许的范围内获得了更大表达空间。

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便无法理解“政府声誉管理”、“危机公关”、“舆情处置”为何得到各级政府官员的高度重视,也无法理解为何地方政府宣传部门可以在外宣领域相对自由地开展各种“城市品牌营销”工程。

有学者用“从宣传到公共关系”来概括中国政府部门新闻宣传机制的变革[9],并认为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政府公共关系”已经被制度化了[10]。虽然这种分析多数带有简单的“现代化”思路,忽视了这一变革的复杂政治背景,但是从大量的经验材料来看,“行政公关化”确实已经是中国政治中的显著现象。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各级政府部门不仅在日常业务中强调公共关系和媒体的作用,而且不断改造和创立新的机构和机制。随着新闻发言人制度、舆情监测制度、专业时评队伍和网评员队伍的建立,新闻宣传机构已经成了各级政府中业务最繁忙的部门之一。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政务微博和微信的运营、品牌形象营销、宣传片拍摄、展会活动、舆情监测及内部通报机制排满了公务人员的日程,以至于外部的观察者有时很难分清这是大公司的公关部还是政府的宣传机构。

行政领域的变化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媒体化政治”的出现当然更离不开媒体领域的变化。在“放权让利”和建设“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商业市场机制在中国传媒业中迅速得到确立和深化[11]。这一过程,使得改革前嵌入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大众传媒迅速转变为拥有相对独立空间的领域。媒体在公共政策、行政事务、大众文化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影响力。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媒体在公共事务上的叙事策略:强烈的时效性要求、对调动公众情绪的偏好、利用小概率事件左右政策导向、从故事化细节中延伸公共话题……这些商业媒体固有的特色一面用碎片化信息培养了祛除理性政治的“后现代”消费文化,一面又对公共部门的常规社会治理形成巨大冲击,在中国政治生态中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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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