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韩毓海 2017-08-23 浏览: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濒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毛泽东《祭黄帝文》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持续了数百年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解体,以金融和武力霸权维持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正摇摇欲坠。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正在受到广泛的质疑。

学术不等于政治,但讲政治需要有学术的准备。讲“制度自信”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呢?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中国制度的革新

中国与西方

西方文明是历史地发展的。它有四个鲜明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希腊和罗马的影响。第二,重法律,这是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的影响。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问题,马克思揭示的最为深刻。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形成了在中西比较中看问题的思路,这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它忽略了中国与西方之外,伊斯兰文明在时空中的存在,把现代中国的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与西方对话的问题。

西方,狭义地说是西欧。我们究竟受了多少西欧的影响?也要具体地看。鸦片战争后提出向西方学习,但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很快就转向了苏联。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历史地看西方文明,应该是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关于西欧的知识向来有不少问题。毛主席曾批评“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却未必真正懂得。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西方从根上就是民主的,这是个很大的误会。

首先,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其次,希腊城邦并不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于暴民政治。《理想国》的原意是共和制,不是指民主制。希腊城邦制占主流地位的,与其说是雅典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制度更妥当些。它实质上就是军事制度。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

荷马史诗有两个对立的主题:力量和智慧,分别以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为代表,讲的就是战争。对抗性——这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艺术如此、宗教如此、西方哲学也是以“矛盾”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希腊影响,这就是基本的影响,罗马继承希腊传统,主要就是继承其军事制度、对抗性的军事思维。

柏拉图《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开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讲军事共产主义。他说:城邦必须有公共财产,公民政治的基础就是公地,柏拉图强烈反对公民、治理者享有私有财产,他这样说:“公民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亚里斯多德《政治学》里说,“善政”的基础是公民道德,“公民”,即有公地的农民,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战斗。

政治一词来自城邦(Polis),城邦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就是共产(公地),这是希腊军事共产制度的基础。

什么是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呢?《理想国》里关于“洞穴”的比喻非常著名。柏拉图说,人从洞穴里爬出来,要经历从“看见表象”,到“看不见”,再到“看见”的过程。由此,他区分了“可视的”与“可思的”、“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

古希腊人对智慧和知识的来源怎么看?苏格拉底认为来源于讨论和置疑。所谓“辩证法”,希腊文的意思是“助产术”,就是帮助别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柏拉图认为知识来源于对宇宙本质的沉思,这就是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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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韩毓海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