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富人受益,难改美国经济困局

江宇 2017-08-02 浏览:
即使特朗普减税政策可以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改变不了经济的基本面。从短期看,减税政策能促进投资、增加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增长,但政策效果有限;从长远看,减税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还将增加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进一步恶化分配格局。如果通过削减福利来减少政府支出,还将加剧民生困难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削弱政治基础。

特朗普上台之后,提出“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对内他通过减税,团结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促进资本回流;对外他又频繁制造事端,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设置障碍。对此,我们既要密切关注、积极应对,同时对国际经济格局应有基本判断。特朗普目前的这些做法,改变不了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面,也改变不了中国崛起的光明前景。为避免被对方一时的战术牵着鼻子走,应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求合作、求和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从内政看,特朗普的经济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经济的困局。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是减税,但目前这个措施已不具备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以减税振兴经济的条件。当时里根政府面对的是强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低债务,贫富差距相对较小,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财政增收和节支的空间都不大。况且,里根政府实施的减税政策,实质是“劫贫济富”。在里根任期内(1981-1988年),美国收入最低的 20% 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从4.8% 降到了4.2%,而收入最高的20% 人群收入所占份额则从42.7% 涨到了45.1%。全美收入最上层10% 的纳税额在1984 至1988 年之间减少了8.6%,次层10% 的纳税额减少了2.4%,而收入处于最底层10% 以及次层的贫困民众,在同期内税负却增加了3.8% ~3.9%。可见,这是以“减税”口号进行的劫贫济富,并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与此类似,特朗普减税计划首要的受益者是收入较高的人群。据美国有关方面预测,收入在100 万美元以上的0.9% 人口的平均税后收入将增加14%(逾21.5 万美元),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拟议平均减税额仅1000 美元(约为税后收入的2%)。废除遗产税,将为富豪的财富传承大行方便。减税涉及到普通民众的医保、社保等福利,必然遭遇不断增加的社会阻力。美国国会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减税对富人有利,违背了其为美国劳动人民争取更多利益的承诺,他们将反对这一政策。

特朗普新政富人受益,难改美国经济困局

即使特朗普减税政策可以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改变不了经济的基本面。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二战以来经济长周期的结束。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就是由分配失衡、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所导致的,80年代以来的产能转移、全球化、金融化和削减税收,这些问题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并没有根本解决。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并未触及这些基本矛盾,因此在短期虽有一定作用,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从短期看,减税政策能促进投资、增加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增长,但政策效果有限:就个人而言,税收减免主要有益于高收入人群,对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就企业而言,基建、钢铁、石油、化工等对税收敏感的传统企业有回归的动力,但苹果、IBM 等高科技公司,所得税下调难以弥补涉及的配套供应链和综合成本。同时,这些跨国企业都普遍有避税行为,减税对它们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长远看,减税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还将增加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进一步恶化分配格局。如果通过削减福利来减少政府支出,还将加剧民生困难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削弱政治基础。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其深刻根源,这决定了西方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出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两极分化、经济金融化、生态破坏和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短期政策调整来恢复。况且,难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社会危机尚未见底,都可能让经济雪上加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20 世纪30 年代,曾经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以罗斯福新政和欧洲战后重建为代表,当时的政府之所以能够遏制垄断资本,调整社会关系,是由于大萧条和战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造成了“资本抑制”的条件。从欧美国家2008 年以来应对危机的措施来看,仍然是试图通过向第三世界转移危机,比如实施将国外投资向国内转移、实行更严格的贸易保护等等,这些办法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对改善全球经济作用有限。在欧美国家内部,垄断资本集团对政治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底层对改善社会公平、遏制资本特权有很大呼声,但是实际上很难实施有效政策。奥巴马大力推动的美国医疗改革,仅仅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温和改良,但是由于实行公共医保会影响商业保险和医药公司的利润,其改革方案受到资本集团的强力打压。特朗普目前没有表现出抑制大资本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信息技术的发达,容易使民意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民粹主义和国家治理的碎片化,更难就重大改革措施达成一致。

面对这些情况,我国最重要的是增强战略定力 ,坚持做好国内自己的事情。密切关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动向,防范全球出现竞争性减税。对我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方式要充分总结和善于宣传,让世界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环境和制度的优势,增强信心。从调整融资、社保、住房等费用入手,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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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
江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