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否定产业政策的逻辑缺陷—驳张维迎之三

朱富强 2017-04-30 浏览:
张维迎认为,中国等后发国家的长期持续增长不能称为奇迹,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发生地在英国和美国;其理由是: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30年内从一个农业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实际上,南部种植园主、农产品出口商、新英格兰船运利益集团以及纽约、费城的银行家们出于自身利益而极力维护自由贸易,但1812-1815年的英美战争中断了对英贸易往来,北方资本才从航运业转向制成品而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战争结束后北方工业马上又受到抑制,这促使北方资本家呼吁保护政策,最终于亲英的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爆发了内战,保护主义在内战之后则成为主导美国时代精神的成熟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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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否定产业政策的逻辑缺陷—驳张维迎之三

引言

在与林毅夫争论中,张维迎还对林毅夫的论证逻辑进行了驳斥,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然而,张维迎自己所使用的论证逻辑同样存在严重问题,甚至逻辑缺陷更大。这里举两个例子。

譬如,林毅夫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张维迎承认林毅夫的前一个“命题或许为真”,却将后一个引申结论视为“伪命题”,其理由是,有大量失败的产业政策。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前一个假设推延出后一结论存在任何逻辑问题吗?为了驳斥林毅夫的观点,张维迎举例说,按照同样的论证逻辑,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得出“得病是长寿的原因”这一结论。张维迎认为,前一假设是合理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是荒诞不经的,因为有很多病死的人。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在这里,“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是否定式论断,它与“得过病也不一定会长寿”是相容的。又怎么会得出张维迎的论断:“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呢!

再如,林毅夫说:“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但张维迎说,“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议研究了产业政策,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但林毅夫没有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产业政策不会失败。” 问题是,林毅夫何尝说过“产业政策不会失败”了呢?同时,张维迎又是如何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呢?

尤其是,张维迎批判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核心及其产业政策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因为其中内含了四大错误。那么,张维迎所指的这“四大错误”是否击中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要害呢?这里再作一剖析。

一、经济增长奇迹真正发生在英美而非中国

张维迎认为,中国等后发国家的长期持续增长不能称为奇迹,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发生地在英国和美国;其理由是: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30年内从一个农业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问题是,英国和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都不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市场政策的结果,而与政府的高强度政策扶持和关税保护分不开。

(1)英国崛起于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16世纪下半叶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在军事上,英国先是援助荷兰等下国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接着又直接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而又夺取了印度、加勒比海、北美洲以及大洋洲等殖民地;在经济上,英国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仅致力于保护和发展本国毛纺织业和其他新兴工场手工业,而且还致力于造船和航海业为产业扩展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通过北美殖民地的开拓和海外贸易公司的建立来拓展海外市场。

(2)美国内战后的经济迅速崛起也是源于林肯以后的美国政府贯彻了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所构建的重商主义政策,这包括要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为此要设立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发展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实际上,南部种植园主、农产品出口商、新英格兰船运利益集团以及纽约、费城的银行家们出于自身利益而极力维护自由贸易,但1812-1815年的英美战争中断了对英贸易往来,北方资本才从航运业转向制成品而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战争结束后北方工业马上又受到抑制,这促使北方资本家呼吁保护政策,最终于亲英的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爆发了内战,保护主义在内战之后则成为主导美国时代精神的成熟学说。尤其是,正如林毅夫指出的,工业革命的产生不仅与企业家精神有关,而且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而政府部门在后者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审视张维迎的另外两个观点。

(1)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在于总体上政府管得越来越少。确实,过度的管制会窒息人的积极性,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但是,过度的放任同样会造成秩序的无序,造成人们不愿从事生产而从事掠夺,造成工业与商业、生产与赚钱、创新者与套利者、企业家与商人、制造财货与营利动机以及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分离,这已经为凡勃伦详尽刻画。事实上,一个好的产业政策应该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尤其是在无序式经济增长结束或接近尾声之际,更需要有“精致”的产业政策。这里的“精致”不是严格的政策边界规定,恰恰是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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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朱富强
岭南学院/河南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