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

安舟 2017-02-10 浏览:
编者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皆其来有自,这里不仅存在“两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存在“三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1919—1949年、1949—1979年、1979年至今)。我们应该更为自觉地建构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观,以理解中国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程。对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旨在揭示“两个三十年”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前后“两个三十年”所代表的发展维度并举兼容。为此,2016年10月8日本刊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东亚研究中心在奥斯汀联合举办题为“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的第十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近二十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其中多数为正在由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英文书系(《开放时代》精选本,计划出15卷,首卷已正式发行)编委会成员。论坛期间举行了该书系的首发式。与会者从中国革命、城乡经济社会、治理、妇女、媒体、外交等角度全方位检讨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及其当代意义。

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

我想在此感谢李怀印教授和来自《开放时代》的各位嘉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想感谢《开放时代》的提议,那就是《开放时代》建议我们关注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的连续性,而非只是单独对比这两个时代。这和我当前做的工厂研究的思路相一致。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表现在工业上,还表现在很多其他的领域,但每个领域的时期划分逻辑不同。我每次只关注一个领域,对每一个领域都做了一些研究。关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教育、工业和农业重要的划时代和各行业之间划时代突破的时间节点,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一是教育方面,二是工业,三是农业和中国农村。我认为我现在所做的研究也证明了时代变革之间的连续性。我们将要出版的来自《开放时代》关于“工厂政治”的系列文章和其他文章,也是要做类似的研究。下面谈谈我是如何看待不同领域划时代变革的时间节点的,以及我观点形成的过程。这样大家可以考虑如何划分时代,而不是单纯地划分为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我曾经认定跨时代的变革就是1977年。

这是一个传统的时代划分方式。有些人认为划时代的时间节点是1978年,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是一个带来改变的关键人物。他在1978年复出,但是在1977年已经非常活跃。教育行业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我在研究教育行业的改变,这些研究加强了我对时代划分的想法。1977年产生了180度的转变,这些转变把中国带入了另一个轨道。在毛泽东时代,通常有政策来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尤其是在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我的第一本书(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就是基于清华大学1949年以来的历史(此书中文译本《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这些剧烈的变化不光是在教育政策上,也发生在精英之间的关系上。这个关系指的是党内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政策是倾向教育平等。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改变很多学生无法完成哪怕四年级的课程而只有非常少的学生上大学的情况。这是非常极端的平等主义政策,试图让所有学生都上九年或者十年的学,中学之后全部分配工作,之后没人再需要读书。国家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在农村,则需要建立许多学校。大学教育中断了一段时间,取而代之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而当时的大学不过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的技术培训。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当时的政策也鼓动对知识精英和知识精英主义的敌意。同时,通过另外的方法,他们煽动对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敌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早期。他们特别鼓动教育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互相敌对,煽动人们攻击这两个群体,煽动这两个群体互相攻击。

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有一个突然的改变。它产生于邓小平1977年夏天组织的会议,这是他被分配去做的第一件事情。会议之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恢复了学校的等级制度——金字塔层的学校层级。他们改善了与知识精英的关系,开始重视精英所拥有的知识的价值。他们还开始提拔有文凭、有知识的大学生走上领导岗位。在这之后,曾被共产党排挤在外的老一辈政治精英开始融合。所以说,从197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教育精英和新崛起的政治精英开始融合。这一融合不光发生在革命年代的人身上,也发生在他们后代之间。教育精英和共产党精英的后代都变成了“红色专家”。最好学习的地方是清华大学,这是培养领导人最好的地方。在教育领域,传统的时代划分是有意义的。1976年变化很大。事实上,我认为教育从此开始慢慢改变,但是发展轨道并没有因此改变。这个轨道在此时确定下来,目前还是沿着这个已有阶层的精英教育的方向发展,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其他行业,情况就不同了。我用了十年时间来调查1949年至今近七十年中,工业中的生产关系是如何变化的。基于这个研究,我正在写我的第二本书。我发现真的需要重新调整对时代划分的理解,特别是当出现大的变革的时候。大的改变出现在90年代早期。我认为可以1992年为节点划分为两个时代——社会主义单位时代和利润导向型企业时代。当我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真的认为1976年、1977年是关键的划分节点。这一观点也来自我对清华大学的研究。如果回头看看我当初的资料,从我的研究计划书、我为文献资料设立的电子文件夹和我最初的采访问题中,还能看出这个观点的痕迹。然而,之后我不得不放弃这一主张,因为我发现大的转变并不是在这一时间点产生的。

我研究早期的切入点是采访了一些退休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和干部。当然他们都认为1976年是关键的变革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很多人被提拔为领导,1976年之后又都被免除了领导职务,很多人被监禁了很多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1976年是重大的转变。从工厂领导权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很大的转变。但当我问他们关于工厂的组织结构的变化时,他们承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很明显,最初的改变非常有限。当然,最初有一些激励制度方面的改变,或许这就是全部的最重要的改变。李怀印教授也在他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谈到类似的问题。奖励制度转变了工人的工作态度,这种改变慢慢展开,很有限。即使工厂开始招收临时工,也是有限的,大的方面来看并没有变化。工厂还是公共所有,还是公共的财产,大多数工人还是终身工作制,甚至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在同样的工厂得到工作。单位继续负责提供福利,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娱乐、退休金等。在工厂管理实践中,在工厂和工人的关系上,并没有大的变化。我认为80年代的改变不是巨大的变化。

来源 : 开放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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