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联合发力塑造国家价值空间

周绍东 2017-02-09 浏览:
作为产业升级动力,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政策是内生融合的。供给侧改革通过促进分工深化和广化来提升市场需求,而市场容量扩张反过来又为分工深化和广化提供了条件,进而为企业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大激励,这种内生互动和循环加强机制将有效提升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地位,进而塑造具有引领性、务实性和包容性的“国家价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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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联合发力塑造国家价值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优势,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迅速形成巨大的产业规模,并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然而,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产业升级的浪潮,很多本土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靠拢”,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竭力奉行“以市场换技术”,这实际上把供给侧的技术创新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割裂开来,结果只能是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亦步亦趋地追赶技术潮流,进而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

作为产业升级动力,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政策是内生融合的。供给侧改革通过促进分工深化和广化来提升市场需求,而市场容量扩张反过来又为分工深化和广化提供了条件,进而为企业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大激励,这种内生互动和循环加强机制将有效提升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地位,进而塑造具有引领性、务实性和包容性的“国家价值空间”。

供给侧改革推动社会分工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这表明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在于改善产出结构、推动企业创新。企业创新包括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两种类型,工艺创新促进分工深化,产品创新促进分工广化。分工深化是指某个特定产品的生产环节有所增加,其内部工序和组件数量得到提高,同一个产品需要更多的异质性劳动参与其创造过程。分工深化的目的是提高产品质量或降低成本,这与工艺创新的特征十分吻合。工艺创新的普遍特征是工艺流程的改进或工艺环节的增加,通过提高产品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和增加加工工序,来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因此,企业内部分工深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不断开展工艺创新活动的过程,这就形成了分工深化效应。

产品创新促进分工广化。产品创新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通过知识学习和技术模仿,竞争者或行业的新进入者将新产品作为竞争的主要工具,原本在企业内部生产的新产品便被剥离出来,成为新的产业部门,这就形成了分工广化效应。

社会分工演进扩大有效需求

分工深化和广化能够扩张市场规模。随着全球化、个性化的“技术—经济”范式兴起,分工深化更好地满足了细分市场中消费者的个性要求,市场空间将实现异质性的快速扩张。例如在家用轿车行业中,轿车根据车型、排量、车内装饰等被划分为多个等级和类型,极大地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余地,满足了不同类型消费者的个性化需要。在分工深化作用的带动下,我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分工广化则促进了劳动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由此实现的报酬递增将成为生产率提升的源头,与生产率提升相伴随的是有效购买力的提高,而这正是市场容量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在家用电器行业,近年来,智能化家电、厨卫小家电、老年人专用家电等新产品层出不穷,创造了大量创业企业和就业岗位,有效提升了居民收入和社会购买力。不仅如此,分工深化和分工广化互为动力。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子系统分工程度的提高能够带动系统分工程度的提升,产业内部的分工深化,可以促成新产业部门的出现,从而带动产业的分工广化。分工深化和分工广化两者之间协同互动,能够有效地扩张市场规模,提高市场容量,增加消费需求。

内需扩张激励企业开展创新

扩大内需能够有效推动供给侧改革,这是因为,市场规模扩张会激励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市场规模的扩张在两个层面推动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一是社会分工层面,市场规模不断扩张,使得销售量逐渐超过了产品的“规模效应”门槛,进而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变得有利可图,这就激励着企业开展持续的产品创新。二是企业内部分工层面,市场规模的扩大衍生出细分消费群体,不同消费者对产品提出了更为个性化的要求,因而单个产品生产的工序环节增多以改善产品性能,这就激励企业开展持续的工艺创新。

通过分工深化和广化这一中介环节,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政策形成了联合发力、循环增强的内生机制,进而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国内市场的启动和扩大,为高铁、家电、装备制造等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反过来,这些产业的结构性升级又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消费潜力进一步被挖掘出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升级路径。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构建自主的国家价值空间

供给侧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产业结构,前两者服从和服务于提升产业结构这一目标,但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又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中国处于产业链条低端,应向高端升级”的习惯性思维,产业升级被狭隘地理解为向高技术端升级、向大品牌端升级,殊不知,供给侧改革不能脱离我国国内需求的现状和特征,产业升级不能单纯强调技术的先进性和品牌的高端性,而是要紧密结合我国新的比较优势,构造具有引领性、务实性和包容性的“国家价值空间”。所谓引领性,是指产业升级要能够体现全球产业发展的大方向,引领我国资源禀赋特征的变化趋势;所谓务实性,是指产业升级要能够契合异质性的国内需求,满足不同细分群体的消费需求;所谓包容性,是指产业升级是全方位、立体性和多方向的,要能够允许不同规模、不同层次和不同特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高端、高技术和高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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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东
周绍东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