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宣恭:从经济规律和社会矛盾的视角认识新常态

吴宣恭 2016-06-17 浏览:
我国多数财富掌握在资本主义企业主手中,用于剥削劳动者,攫取更多的利润,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无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这就必然使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越来越恶化,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日益显露和尖锐化。大面积的产品产能过剩,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已在我国加快发酵,由此必然引发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矛盾。

吴宣恭:从经济规律和社会矛盾的视角认识新常态

 

【摘要】新常态是什么?创新驱动?市场主导?从城乡二元到一元?实际上,当前经济的全局性问题是,我国多数财富掌握在资本主义企业主手中,用于剥削劳动者,攫取更多的利润,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无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这就必然使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越来越恶化,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日益显露和尖锐化。大面积的产品产能过剩,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已在我国加快发酵,由此必然引发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矛盾。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其制约下,必然会促使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开始发生变化。

 

自从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我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之后,新常态迅速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新词,经常出现在各种重要会议的文件中,理论界对怎样理解和应对新常态的讨论也不断升温。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更根本的层次谈谈对新常态本质的认识,并简述新常态下如何争取新发展。

 

一、应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去认识新常态

 

由于新常态的提出基本上处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时期,许多人首先从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理解新常态,认为我国经济体量很大,无法以过去那种高速度继续增长,以前高速增长的常态不能不转为中高速的新常态。有的经济学家说:“怎样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期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有的学者还运用经济模型进行数据验证,说明进入中高速增长速度是新常态。有的研究者不同意当前已经进入新常态,理由是我国经济增速波动太大,很难视为经济发展新稳态的表现,同样是以增长速度的变化去说明新常态。

跟随这种思路,很多讨论者都从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要素去探讨进入新常态的原因,其依据大致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制约生产的发展;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紧缺和工资持续提高;技术进步缓慢,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资本报酬递减引起资本积累速度趋缓,等等。有人更具体地分析技术引进低效和自主创新不足,从技术进步迟缓去寻找增长速度下降的根源。

这些意见在分析角度上虽有不同,却是都停留在增长要素与增长速度的关系上去认识新常态。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就经历过三次经济增长速度的剧烈下滑,如从1978年的11.7%下降到1979年的7.6% ,1980年的7.8% ,1981年的5.2%;从1988年的11.3%速减为1989年的4.1%和1990年的3.8 %;从1996的10.0%降低到1997年的9.3% ,1998年的7.8% ,1999年的7.6%

不过,这几次增长速度的迅速下降都发生在传统经济制度向新经济制度转变的初期。那时,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制度都还处在初建和成长阶段,都在发挥其促进经济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出现重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某些经济结构出现一时性的不适应,虽然也影响到增长速度,但社会经济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并没有改变。因而,几次增长速度急速下降后都能够较快地大幅回升。1978-2004年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4%,这说明三次增长速度的剧烈下滑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常态。可见,增长速度的减缓虽是“新常态”的一个表征,但不能仅从增速的变化去辨别经济发展态势是否正常。

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提到新常态,强调“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段话对我们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本质特征给出了重要的提示,即进入新常态不仅仅是增长速度快慢的变化,而是一个具有“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新时期。我们应该深入分析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从中探索足以反映阶段性变化的重要特点,认识新常态的本质。

我国也有一些专家力图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去说明新常态。例如,有的学者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把新常态说成是我国从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有些专家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视为新常态,但具体说法各有差异,如有人认为是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方式;有的说是从粗放数量型转变为集约质量型的发展方式;有人提出是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发展方式转变。有些论者则认为全球正而临着深度结构调整期,我国要“惠民生”也必须“调结构,保增长”,进入新常态就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时期。至于经济结构究竟指什么,不同人从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城乡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结构、金融与实体经济结构到供应消费结构等加以说明,观点五花八门。有人则认为新常态应是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现代发达经济体过渡的新的稳态发展路径。

这些观点确实点到了我国值得重视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它们必需花大力气加以解决,解决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前进的必经阶段,但是,只以其中的某个变化当作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却是片而的,没有抓住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新时期的本质变化。例如,有的观点提到的方式转变实际上是相对的,如“粗放型”和“集约型”生产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其标准,不能作为新旧常态的界线;有些生产方式是互相交叉、共同存在的,例如,根本不存在只有创新驱动而没有投资驱动、要素驱动的生产方式,各种驱动是互相结合的,在技术创新条件下的投资才是最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而且创新也是相对的、不断前进的,存在于各个时期,不是某种经济发展态势的判断标志;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不断进行的长期过程,没有起点和终点,如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结构、供销结构的平衡就不是固定而是暂时的,经常会被打破,必然要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和条件不断调整,根本不存在稳定的态势.即所谓的常态.哪里还有新旧的差别?至于把新常态说成是我国从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它的前提,即我国是否具备开始这种转变的条件,本身就遭到质疑,而且,即使存在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它必将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减少经济问题和矛盾,促进经济更快发展,这与当前的经济急速下行趋势恰好相反,很难说明新常态出现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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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宣恭
吴宣恭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