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 姜国敏:论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陈学明 姜国敏 2016-05-03 浏览:
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转向唯物史观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一生思想的三次重大转折。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核心是对资本运动内在矛盾的逻辑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最终达成了对资本主义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使社会主义成为完全的科学。

 

陈学明  姜国敏:论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内容提要 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转向唯物史观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一生思想的三次重大转折。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核心是对资本运动内在矛盾的逻辑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最终达成了对资本主义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使社会主义成为完全的科学。在当代,我们看待人类社会内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也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同样,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也可以得出对其理论定位和现实意义的正确评价。】

 

我们都十分熟悉恩格斯对马克思一生“两个伟大的发现”的提法: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当中,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撰写的马克思传略当中,在马克思墓前所作演说当中,都强调了这两大发现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并且正是由于这两大发现使得“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①,“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②。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例如当我们通常叙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却往往只强调了马克思前一个“发现”即唯物史观,只是用这次发现来划分马克思思想的“成熟”阶段、来标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实际上,这就淡化乃至忽视了后一个“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这是片面的。两大发现是一个整体,我们在叙述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确立时,应当同时强调两大发现的整体作用,不能单纯强调唯物史观,似乎在唯物史观开启之后,一切便都是平坦大道上渐变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应当把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看做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必须正视马克思思想

曾经发生过的三次重大转折

 

马克思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初,确切地说发生在1843年,马克思从单纯的启蒙主义者转变成初步的共产主义者。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之中:一是《论犹太人问题》;二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之前,马克思其实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与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追随欧洲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站在启蒙原则的立场上批判现实,主要是用理性和人道的原则来批判专制的德国现实,追求的是抽象的所谓“人”的现代解放。不过,马克思追随启蒙理性、追求所谓人的现代解放之后不久,就很快发现现代解放的限度,转而开始对现代、对启蒙持批判态度了。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开始,马克思对“现代解放”本身展开了批判,他通过批判鲍威尔等把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混为一谈,揭示了“现代解放”的本质在于“政治解放”。马克思进而提出了人的解放、社会解放的命题,开始具有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当然,马克思的这一转变都是在哲学领域,特别是法哲学领域发生的。他此时所转变为的那种共产主义思想,是经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黑格尔的颠倒,借助类本质和异化等哲学范畴抽象推导出来的。虽然马克思(以及同时代的恩格斯)运用德国哲学的成就,推测了社会变革的趋向,向当时理论界弥漫着的认为资本主义永恒合理的迷雾投入了一道明亮的光。但是,当时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还不是科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关于走向共产主义的观念,是主要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初,这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德国哲学中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包括他们自身原先带有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于是,他们从人的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出发,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出发,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做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的必然性。这从根本上清算了从人的本性的异化及其复归来批判资本主义、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做法,把共产主义的学说建立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显然,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一重大转折,过度拔高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一味地做人本主义的解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把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也是肤浅的,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发展进程仍然在继续,他们还需要有另一次重大的转折。

马克思第二次转折后所认识和阐述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运用它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例如《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最一般的规律并不能直接来说明某个特定的经济制度,说明它存在的限度和变革的依据,说明取代它的未来新制度的特征。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类社会必然要由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除了有赖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之外,还得依靠更加实在的根据,必须把一般的规律与对实际经济运行过程的具体分析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的这个时期,还是比较缺少这种实在与具体分析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③。应当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的大致轮廓:一方面是现代大工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社会中源于“劳动—资本”对立的“无产—有产”对立,广大工人群众的贫困化,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和周期性危机。但是,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更没有剩余价值的理论,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没有科学地说明从原初的对立到经济危机最终形成的完整机制。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理解,他们所做出的关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在相当程度上,还仍然只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还只是科学假设和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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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系暨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