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主”政治--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工具

王维佳 2016-03-21 浏览:
媒体市场化规定了商业媒体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只有那些在市场中占据优势的政治力量才能依靠市场机制与商业媒体形成同盟关系。国家把媒体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市场中占据主导的政治力量,让他们运用市场模式下培训成熟的人才队伍,去塑造与公共治理目标相互对抗的文化政治,这种政策思路的蹩脚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它的政治后果甚至也是可以预见的。

 

“媒主”政治--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工具

 

【本文提要】本文从近来国家推行的媒体融合政策谈起,剖析了市场化媒体的文化生产逻辑,讨论了媒体商业机制带来的政治影响。作者着眼于正当性政治、公共性政治与媒体生产机制及其培育的消费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指出媒体的市场化发展路径不仅不是传播治理的有效手段,反而会带来基层组织力消解、正当性规范消散和传播民主化程度降低等问题。

 

近年来,中国政治的核心决策层越发感受到社会舆论和传媒业发展带来的挑战。①一方面,网络化的信息传播迅速膨胀,直接给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带来各种难题;另一方面,传统的报业和广播电视业市场份额迅速下滑,资本大鳄悄然开始投资新媒体领域,这也让国家有了失去“主流传播渠道”的担忧。如何找到切实有效的手段来应对信息传播和社会舆论的形态变化,已经成为中共执政议程中极为显著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摸索,高层给出的方案似乎已经比较清晰:一是要统一协调,加强网络信息的安全管控;二是利用国家资本,推动跨界融合,搭建新的媒体平台。前者如国家网安小组的设立以及一系列人事和机构的重新配置;后者如近来被广泛关注的中央和地方媒体的新一轮资本化改造,其中特别强调资金和媒体技术的跨界性,即打造所谓“融合”性的“新型主流媒体”。

利用底线管控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利用资本整合和产业再造来寻求传播的主动权,这样一套思路在中国媒体治理中至少已经延续了十几年。虽然这两年高层突出强调舆论传播问题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但我们在实际的解决方案中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新策略。且不论底线管控从不曾放松,即便当今的媒体融合政策也与刚“入世”时提出的“面向市场做大做强国有媒体”和“媒体集团化发展”的思路如出一辙。所谓“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挑战”与当年的“传媒业入世”一样,又让“文化信息安全”这个天大的政治筹码成为媒体资本化改造的绝佳理据。当然,强大资本力量所推动的新媒体变革绝非虚构,这也让国家出手拯救和改造媒体多少成为一项被动决策,似乎不得不为。但是,鉴于中国的传媒业已经成为一个各种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的准利益集团,这样的大规模资本整合,并不能用简单的政治目标加以解释,更难以在中央政策初衷的约束下达成传播治理的效果。

排除任何政治偏见,一轮又一轮的媒体产业再造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治理问题:市场化和资本化被反复当成拯救“主流”的路径,被认为是“国家”有效进入“社会”,赢取“注意力”的手段,而市场化和资本化却不断制造着“主流”的叛逆,走向预期的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只有底线思维,没有理论辩论;只讲安全意识,不讲治理方略,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我国传媒管理的决策惯性,也是限制传播公共治理效果的桎梏。本文将从具体的媒体融合政策向外拓展,深入讨论媒体的市场化发展到底能否成为当前传播治理的有效手段。

 

一、“媒主”政治与正当性的消解

 

近年来有一些形容当代政治与大众传媒之间关系的新概念颇为引人注目,例如“媒体化民主”(Media Democracy)、“媒体化社会”(Media Society)、“媒主”(Mediacracy)等等。②这些名词都在说明同一种现象:无论是公共协商还是精英决策,在一个商业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政治议程似乎越来越容易被“眼球经济”的逻辑所左右,难以理性地展开。甚至有学者将这种状况称作是“媒体殖民政治”。③如此看来,逐渐发展壮大的传媒业,似乎已经成了社会治理和民主政治进程中的消极力量。然而,这个问题放在当下的中国则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媒体研究学者还是宣传管理机构,都喜欢围绕着媒体的所有制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做文章,很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有意味的是,中国传播体制的批评者和维护者在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传播“例外论”被自然地树立为主流意识。在传媒管理的理念上,粗糙的决定论总是将媒体垄断和资本掌控看作实现舆论主导权的充分必要条件。一种有代表性的媒介融合思路即是如此:正如跨国商业资本掌握着西方主流媒体的所有权,进而能够创造出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政治氛围一样,只要国资出手搭建新平台,国家掌握所有权,就相应地掌握了政治导向的控制权。殊不知,只有媒体的运营方式、管理方式、媒体人的操作范式、价值认同等软性因素与媒体出资方的政治目标相协调时,这种以所有权为链条的掌控才能发挥作用。市场化媒体运作所特有的规范和手段伴随着欧美商业社会的成熟壮大而逐渐兴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完全能够将强势利益集团的政治性目标巧妙地融入它的专业化和商业化轨道当中。试图照本宣科式地搬用这套市场化媒体运行范式,服务于政治目标和所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的政治主体,极有可能适得其反、作茧自缚。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并不会抽象地否认国家资本进入新媒体领域必要性,而是要把问题的分析引向十分具体的市场化媒体的运营机制上来,分析它们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能否带来中国政策制定者所设想的政治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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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
王维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