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是新阶段重新瓜分世界的开始

项国兰 2015-12-25 浏览:
如果说颜色革命主要解决政治权力问题,文化霸权则是解决政权的长治久安问题。为此文化霸权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输出其制度、传播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比较老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公开杀人、放火、抢地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上世纪40—70年代的干涉活动更隐避些,这与那个时代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关,也与西方各种进步运动的压力有关。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大规模浸淫苏联和东欧事物,直到80年代末苏东剧变。当然各个国家剧变的形式不一,但是作为外因的幕后操纵者都是他们。总之,二战结束后,西方各种形式的干涉没有停止过。据英国共产党主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哈帕·布拉尔统计,自1945年起,美国参与干涉别国内政活动有70多次,英国有130多次。[⑥]

如果再向上追述几个世纪,资本自由积累时期的血与火,资本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多次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围剿社会主义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争夺石油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苏东剧变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磨难、牺牲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已成为全人类的永久记忆,恐怕不是几句民主、人权等口号就能消除的。

比较上述干涉,颜色革命对社会的震荡相对小些,成本低些。当然也有例外。叙利亚全国总人口2253万,迄今,已有1160万人背井离乡,其内战已造成约25万人死亡,震荡可谓不小。[⑦]整个国家处处是战场。而内战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叙国内反对派造成的。在利比亚,从爆发反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开始,西方便频频插手,竭力扶植和壮大反对派力量,向其提供武器装备、情报,进行作战培训,甚至派遣军事人员进行现场指挥,以推翻现政权。但事实表明,“颜色革命”最终的结果不是“民主化”的实现,而是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政局失控和长期战乱。利比亚战争把国家种族、部落和宗教派系之间一直潜伏着的矛盾和冲突撩拨起来,滋生出极端宗教势力,“基地”组织等乘虚而入,对周边地区构成安全威胁。[⑧]

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得手几次,但是其伎俩也屡遭戳破和失败,比如在中国的几次,而俄罗斯甚至将其先遣队,即非政府组织驱逐出境。通过颜色革命得手的政权基本都是短命的,而且对当事国的破坏则是巨大的。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会就此收手,还会设计出新的什么“革命”,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对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进行和平演变。也包括那些政治上不顺从西方的国家、美国认为其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军事政治经济上对美国在全球称霸构成竞争的国家。总之,从颜色革命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只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存在,干涉、战争就不可避免,这是由资本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二、文化霸权的任务和演进过程、目标、迷惑性

 

1.文化霸权的任务和演进过程

如果说颜色革命主要解决政治权力问题,文化霸权则是解决政权的长治久安问题。为此文化霸权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输出其制度、传播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西方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因为多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由此,文化霸权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试图从思想意识上控制世界的长期战略。维纳的一番话概括了西方一直以来操控的原则和路径。他认为,在应对社会中存在的所有反对稳态因素中,控制传播手段是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应该无处不有传播手段的三重限制:按照利益的标准淘汰信息;让这些手段掌握在人数非常有限的富人阶级手中,以表达这个阶级的舆论;最后,作为通向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力的主渠道,吸引所有那些有抱负寻找这种权力的人。这个系统应该比所有其他系统更有助于社会稳定,并直接被掌控在那些为稳定和金钱最操心的人手中。[⑨]苏东剧变后,1992年美国国防部规划书中提出:“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止一个新的竞争者出现,阻止潜在的竞争者占据更大的区域或全球地位。”[⑩]这道出了美国在竞争中的惯常的手段和行径。作为商业竞争者的日本[11]、作为政治制度和军事竞争者的苏联都被千方百计阻止了。总之,操控本国和国际舆论,打击竞争对手是文化霸权的具体任务。

当然文化霸权有一个演进过程。殖民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的文化霸权略有不同。殖民主义时期,文化霸权是在为西方的武力征服进行文化辩护。从时间上可以追溯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当时在西方史学上第一次出现了通过一种文明来对世界进行整合的理念,即历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于是一批有神学教职的法学家应运而生,他们千方百计证明,通过暴力征服以求得通商、贸易的权利是合法的。

帝国主义时期的文化霸权从其特点看,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即上世纪50年代以前,文化霸权依旧是为自己的屠杀、浩劫和战争进行文化辩护,不过理论上更系统,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世界的指导。比如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创始人弗·拉采尔20世纪初提出“生命攸关的土地”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国家领土扩张如同生命体生长一样是正常的自然过程,新土地对国家机体具有良好的作用,是国家感情汲取力量的宝贵泉源。这个概念后来成了法西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术语之一。地缘政治学家、泛日尔曼主义者、瑞典人鲁·切连提出,“国家机体自然增长”是一种“天然模式”,建议把“关于国家是由土地体现出来的地理机体科学”称作地缘政治学。1916年他提出,国家的生命力体现为争取土地的斗争,这是国家确定不移的争取生存的法则,生命力强的国家如果土地受局限,就要通过殖民化、种种兼并或征服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德国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尔1931年提出了瓜分世界的泛地区世界模式。他认为,世界为了避免冲突,应在几个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每一个参与瓜分世界的大国应该得到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海军将领艾·马汉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另一种划分模式,即海洋实力与大陆实力对抗,而为夺取全球统治必须控制世界海洋。麦金德(英国地理学家)—斯派克曼(美国地缘政治学家)20世纪初提出地缘政治构想。斯派克曼认为,美国应该首先对像绞索一样围绕欧亚大陆大片土地的周围地带进行牢固控制。1990年,法国地缘政治学派的代表皮埃尔·伽罗华提出控制公众意识和人行为的构想。

来源 : 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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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国兰
项国兰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