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别咋这么大呢?

邋遢道人 2020-06-28 浏览:
文明开始时中国人和西方人(两河和尼罗河以及东地中海)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的各自特点,决定了两边人各自的国家组织和决策特点。先民时期,抵抗水旱灾害和瘟疫是华夏地区的最主要公共事务。而消灭、奴役其他族群和防止其他族群消灭和奴役自己是西方先民最主要的公共事务。这两种公共事务决定了两边的国家组织和决策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并影响至今。这是这次疫情期间双方应对能力出现显著差别的根本原因。

上一周,美国日平均新增患者重新回到3万,达到37072人,比2个月前(8周前,4月26日前后)的一周日平均36039人还高出一千多人,正向每天4万的台阶迈进。这意味着美国第一波疫情没有控制住,经过两个月的纠结,又反弹回去了。

邋遢道人: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别咋这么大呢?

上周给道学院学生做个“从抗疫看中西方文化系统性差异”的讲座,先描绘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抗疫方面的差异。为了说明各国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效果,贫道把各国疫情分为4个阶段(峰值用时:开始到拐点;可控用时:峰值到峰值数的一半;低位用时:峰值的一半到1/4;清零用时:1/4到个位数)。

中国与西方六国疫情控制不同阶段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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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称为“峰值用时”,指疫情开始(每天几十个)到拐点用了多长时间。拐点的出现意味着疫情恶化的局面被遏制了,情况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是疫情控制最重要指标。

由于西方国家统计数字波动过大,贫道都取一周的日平均数。下面是中国和西方6国峰值用时比较:

中国用了15天;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都用了28天,法国用了25天。当时的数字,美国用了56天才到峰值。中国比其他国家少用了一半时间。

第二个阶段称为“可控用时”,比如美国当时最高是36039人,此后连续数周都在2-3万之间,但始终没看到稳定下降到日均18000人的数字,未能达到“可控”水平。因此,6国中只有5国可以与中国相比。中国从峰值的3900下降到1400用了14天,德、法也是14天,西班牙21天、意大利35天、英国用了49天。

现在看来,还是用“峰值的一半”叫“可控”虽然谨慎,但还是没估计到反复的严重性,美国连续两个月低于峰值,结果出现新的最高点。而伊朗在3月底出现3186的最高点,持续下降1个月,最低降至峰值三分之一,但接着5月开始连续回升,6月初又创3500的新高。这样看,把峰值的四分之一称为“可控”才保险。

中国低位用时用了6天,德、法、西、意用了21天,英国28天。如果取消“峰值二分之一”。如果按上面分析,取消低位用时,把峰值到峰值的四分之一称为“可控阶段”,那么中国总计用了21天,德国是42天,西班牙49天,意大利63天,英国用了77天。

除了中国,西方国家还完成清零。中国从疫情开始到清零总计用了60天,西方国家估计很难在第二波疫情(秋冬季)到来前实现清零。

另一个可以对比政府防疫效果的是感染率(感染数/总人口)。中国感染率为:0.6/万人。西方国家除德国为2.3/万人外都是中国的几十倍。法:24.3;意:39.7;英45;西:52.6,美国75,是中国的一百多倍。

大家会注意到,日本韩国这次抗疫效果也不错,除了巴西,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做得可以,最差的就是美国,其次是西欧诸国,甚至包括俄罗斯。也就是西方文明传统重的国家在这次抗疫中显得很臭。有人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来说事儿,贫道以为这样分析不见得靠谱。贫道甚至认为就算蒋介石当政,慈禧太后领导,也不会糟到西方那么厉害的程度,上溯到秦皇汉武也不会搞差了。

这次防疫中国和西方有两点差别很大:一是政府。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战战兢兢积极应对,西方政府反应迟钝信心不足。中国政府令行禁止如臂指使,西方政府各自为政不断扯皮。二是老百姓。反应迅速配合政府;西方老百姓反应迟钝谁都不信。中国老百姓会对政府消极防疫不满,西方老百姓也反政府,但都是抗疫政府防疫太积极。

这表明,政府权力大责任就大,权力小责任就小。权力太集中,有功劳都是你的,出了乱子责任也都是你的。反之亦然。

中国政府防疫搞成这样是历史传统,贫道给道学院学生讲了两个小时,他们都很以为然。说清楚比较长,这里提示些要点:

大的道理是:自文明肇始(一般指国家形成),建立国家负责公共事务,这个差别就有了。不同的政府会有不同的组织形式:集权制和分权制,以及决策机制:专制和民主。是什么决定了组织和决策的形式呢?贫道以为是公共事务的不同决定的。不同的公共事务更适合不同的组织和决策方式。打个比方:你街上买双袜子,打电话问老婆:买条纹的好还是纯色的好?红的还是……那边肯定是:傻呀!这事儿还问我!要是你看中一套房子,当场就交了定金,就算你很当家,回家也会生气的。贫道以为,是文明开始时中国人和西方人(两河和尼罗河以及东地中海)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的各自特点,决定了两边人各自的国家组织和决策特点。先民时期,抵抗水旱灾害和瘟疫是华夏地区的最主要公共事务。而消灭、奴役其他族群和防止其他族群消灭和奴役自己是西方先民最主要的公共事务。这两种公共事务决定了两边的国家组织和决策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并影响至今。这是这次疫情期间双方应对能力出现显著差别的根本原因。

来源 : 邋遢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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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