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景胜:重大疫情预警就是政府与病毒潜伏期赛跑

吕景胜 2020-02-12 浏览:
武汉错过疫情管控黄金期的教训在于未及时启动疫情发布,未及时启动预警机制,疫情传输机制需要更加完善,疫情应对要保证地方有足够的权力,中央有足够的效率,在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上没有最佳决策,只有相对满意决策,政府预警决策要有敢于冒风险的担当,传染病预警要打提前量,超前定夺。

【本文为作者吕景胜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吕景胜:重大疫情预警就是政府与病毒潜伏期赛跑

武汉疫情错过应对管控黄金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目前公开披露的事实并不完全,但导致今天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汉市政府决策失误、应对缓慢,未及时启动预警和应急响应程序。其惨痛教训对未来我国传染病疫情应对有重要启示。

一、错过疫情管控黄金期的教训在于未及时启动疫情发布,未及时启动预警机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与启动应急预警这两个权力按2007年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县级政府即可为之。目前法律有冲突,笔者发现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疫情发布和预警启动权限都在省级政府。这样的不一致,今后政府该如何行事,笔者认为今后显然应该按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标准实施。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法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布权和预警启动权下放至县级政府有利于疫情初发地现场应急处理,符合现代国家应急管理实践的实际需求。

在我们这样幅员辽阔大国,因人员高度流动及交通辐射及便捷,疫情形成及扩散尽在瞬息之间,传统的属地原则和中央政府高高在上的姿态,远离基层一线都不能适应疫情危机之应对。当下及未来传染病疫情应对绝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属地,一定涉及跨省、全国乃至全球,所以传染病应对机制一定是地方与中央高度融合的联席协调机制,应对机制一定是地方有足够的权力,中央有足够的效率。其体制架构既要讲究央府统筹全局的权威性,也要讲究权力下沉,央府卫生、应急机构贴近基层一线,也要强调属地机构临机应变,有权有责,在第一时间第一场合做出决策出手措施。

二、为什么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这次未能很好发挥预警功能?我国目前已运行了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建立了自动预警与响应机制,并相继建设了国家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其核心子系统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NNDRS),实现了传染病病例的实时、在线、直接报告。

业内人士指出上述系统在武汉疫情应对中未能很好发挥预警功能的原因在于:

1、上述系统对已知传染病的判断和预警有作用,但对新型未知传染病的预警基本没有作用,或者说对于新型传染病疫情的的定性确认时间周期长。所以12月26日张继先医生率先报告意义重大。

2、目前传染病报告卡在临床医生填报完成后到上报到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还需要3次人工审批,分别是:院内防保科医生审核,区、县疾控中心审核,市级疾控中心审核。因为要确保上报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程序的严格及繁琐决定了时间消耗,这对于十万火急的应急处置带来障碍。所以简化流程,扁平化信息化,双轨道传输疫情是为必要。

3、目前网络直报系统缺少横向信息共享功能,医院之间缺乏相同症状病人的数据对比,传染病报告卡只纵向上传,并没有横向信息共享,对于对其他医院的提示和预警只能靠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手段单一。如果不同医院看不到其他医院同样病例,以为自己病例是孤例,就可能引不起警觉。这很可能是12月26以前为何没有重视这些病例的原因,到12月底突然冒出44例。用区块链技术改进国家级传染病监测预警网络不是笔者有能力论及的话题。

除了上述系统技术因素外,这次大疫信息传输、发布环节多有迟滞缓慢、阻梗失真。笔者于2020年1月28日在察网所发《传染病疫情报告和通报行为及制度的考量维度》一文中从管理和法律视野提出应坚守信息公开,确保公民知情权,提高传输效率,压缩管理层级,借鉴组织机构扁平化、信息化、平台化提高信息传递速度和共享,鼓励医生大胆及时报告并给予容错机制,疫情报告制度分梯次动态实施,不一定有确切结论才报告才发布,坚守疫情报告及通报的法律时限,摒弃传统消极维稳理念,在报与不报的纠结中以人民利益和国家价值观为重等等。

三、传染病预警更难,病毒及疫情未知、隐形、渐变,政府决策质量取决于医学专业判断的高下,专业判断要及时且尽量科学精准。与其他灾变渐进、可见或有预报,火灾爆炸地震如已发生也无所谓预警了,地震有短期预报给预警留下时间空间,洪水渐变可见还有气象预报助力。传染病初期无任何征兆。法律上所说预警启动条件“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法),“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传染病防治法),现实中认定上述条件是要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其中医学专家意见对政府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批专家组的结论一直模糊、不确定,且有反复性,如病毒是否人传人不同时点就有多个版本,钟南山大概1月19、20日确定疫情人传人,政府决策认知才有转机。专业意见对政府决策成败意义重大,医学专家的精准、果敢、敬业责任心决定专业意见的质量。这次武汉疫情应对决策迟缓与医学专家意见肯定有关系,现不知这次医学结论是属于正常医学探索的不确定性,可以容错,还是医学专业人士怠慢渎职不尽责,或是政府枉顾医学专业判断意见,官僚主义不作为,甚至缓报瞒报,这需要事后根据事实认定与评判。

四、在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及探索性上没有最佳最理想决策,只有相对满意决策,政府预警决策要有敢于冒风险的当担。12月29日发布病例公告至1月22日启动响应程序之间从公开信息看武汉政府几乎无积极作为,退一步说,即使此间政府不知该做什么,至少应该知道不该做什么。如果此时医学结论已确定,政府还缓报、谎报、瞒报当然罪无可赦。如果此时医学结论还不确定,政府不敢采取积极措施启动应急,至少应该采取防御性手段,此时实在不该继续两会,继续万家宴,继续隆重举办春节晚会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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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