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议会选举后的香港走向

有里儿有面 2019-12-10 浏览:
香港的稳定繁荣,需要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遇到经济民生问题客观分析、加强对话、认真解决,有力促进内部矛盾的良性转化,同时强化中国声音的输出、中国道路的带动、中国力量的壮大,真正实现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

12月8日,香港反对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国际人权日游行,期间,有暴徒在高等法院外涂污外墙,并向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门外投掷汽油弹及纵火,同时,游行沿线的集友银行被暴徒非法进入破坏、尖沙咀老凤祥被抢3万余元,今日凌晨上水警署被人投掷汽油弹纵火。由初夏至寒冬,修例风波到底何时才会平息,相信是不少人心中的一个大疑问。

区议会选举后的香港走向

区议会选举后的香港走向

区议会选举后的香港走向

延绵6个月的修例风波,让整个香港社会在重新审视自我、修补社会撕裂、重建社会秩序的动荡中摇摆。上月,香港区议会选举落幕,建制派的席位大幅减少,泛民派获得大多数席位。

泛民派及其支持者认为,这次选举是香港市民对此前风波认识的一次民意“公投”。有理哥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下面我们试着从几个方面进行一下客观分析和展望。

根源

当选举结果改变了区议会的政治版图,反对派作为多数派登上历史舞台、意图再进的时候,我们豁然发现,香港民意表现出的格局太小、精神短视让内地人如此陌生和不能理解,并表现出几个显著的特征。

1、对于自由民主认识的表面化

简单、肤浅的认为自由民主是美好和神圣不容侵犯的,任何对自由民主的质疑和妥协都是不能接受的,是对人类文明的诋毁和背叛。因此,当表达这种“理想”碰壁、遭到规制的时候,便归罪到公权力,将怨气一股脑撒到政府身上。这种“自由民主”挂帅的思想是现今香港示威者暴力抗争的根源,是有其历史成因的。

1972年联合国2908号决议撤销香港殖民地地位,从法理上杜绝了香港参照其他殖民地通过“民族自决”实现独立的可能。

1982年,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彻底杜绝香港维持英国统治的可能。香港部分不愿回归的势力迫于现实选择“议会斗争道路”,妄图从体制内推动香港向独立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演进。

回归后,长期鼓吹“双普选”的泛民势力,以及2016年后出现的包括激进“港独”分子在内的本土派,其终极目的就是披着“民主自由”的外衣,裹挟民意夺取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图谋香港的“独立”。

而这个关键就是要扶植一个听命于反对派的行政长官和反对派占优势的立法会,区议会选举是第一步。2007年,泛民势力行政长官候选人梁家杰在竞选政纲中明确宣布,当选后要修改基本法并取消中央对主要官员的任命权。

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针对本届区议会选举推出“风云计划”,整合反对势力,通过所谓“配票策略”,让建制派与反对派在总票数接近的情况下,使多数席位被反对派获得,而其真正目的是谋求立法会和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主导权。这种抵制中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谋求脱离中国的自决思想就可见一斑了。

2、没有道德底线,缺少法治精神

香港民意中透出的是东西方两种文明、两种范式对撞摩擦后,催生出的一种偏安一隅的“孤岛生态”。人自私自利,人情关系冷漠,只有金钱和地位的继承,没有求新和举贤任能的突破,没有对规矩的遵守和对法律的敬畏。这种没有了对于道德的传承和法律的约束,香港民意传达的价值观,最终会毁灭整个社会。

18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借助工业革命成果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势力范围,西方价值观也在舰炮护持下进行了强势传播。在此背景下,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使部分港人长期受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熏陶侵染,自诩为“盎格鲁文化圈”(英语文化圈)成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人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艰苦创业的发展历程,以及香港与内地事实上的隔绝,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实力之于内地的双重优越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国际影响的日益增加,港人对内地的优越感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疑中、恐中情绪,香港在反对势力和西方舆论攻势下,将自身面临的住房、医疗、社保等社会问题的沉疴旧疾,都归咎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对港治理,而丝毫认识不到香港各种利益集团和反对派势力的强大阻力才是其社会经济矛盾的成因。

中央和特区政府、建制派及其支持者的撑警行动,某种程度上也让反对派和激进分子强化了“逆反心理”,他们秉持“你支持的,我就坚决反对”的思想原则,使香港警队的正当执法成为现实矛盾冲突的焦点,导致污损国徽国旗、打砸烧、袭警等严重犯罪行为被粉饰成“违低等文明之法、达高等文明之义”的正当之举。而普通民众不愿与暴徒割席、甚至同情暴力行为希望网开一面、谴责警队暴力执法等一系列怪诞的心理认同和站队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3、狭隘自闭的共识误区

港英当局及美西方长期在港的投棋布子和反对派、黄媒的持续鼓噪,让自决自立倾向在港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形成共识误区,并且相当有市场,导致“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港人治港”走形失能,让香港社会单方面的对“高度自治”产生错误理解和过高期待,与中央政府的治理预期渐行渐远。

来源 : 有理儿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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