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技术的风险、伦理、利益和政治

刘仰 2018-11-30 浏览: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相当严格的规定,造成的结果是,如果严格遵守西方国家的制度规定,完成一项医药试验,在西方将耗费极高的成本和漫长的时间。因此,长期以来,为了避开西方国家内部的制度规定,西方医药公司便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惯常做法,就是到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做医药试验。表面说,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制度不规范,有漏洞可钻。深层次地说,就是不把第三世界的民众当同样的人,谋取商业利益。贺建奎事件所暴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治病救人的失败数据,实际上等同于杀人伤人的武器运用,那么,这一行为就不仅仅是利益、伦理问题,更是一个战争和政治问题。

米国和西方医药公司在非西方国家利用当地政府的监管疏漏和当地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而从事公开或隐蔽的医药试验,并不是秘密。好莱坞电影对此都有体现。中国对外开放后,这类现象也进入了中国,媒体早就有所报道,但往往不太引人注意。因为西方医药公司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媒体操控能力。这类报道几乎不可能进入头版头条而引发重点关注。

生物医药技术的风险、伦理、利益和政治

生物医药领域早已明明白白地被宣布为下一个千亿级别大产业。无数资本对此垂涎欲滴。缺的就是放开手的人体试验,一旦有所突破,很可能就会诞生下一个亿万富翁、世界首富。过去,西方医药公司在非西方国家做医药人体实验,技术差距相当大。非西方国家即便参与,也无法与之竞争。而在当今生物医药领域,说起来中西方差距不大,实际上是中国国内某些人也跃跃欲试地觊觎那块大蛋糕。对于西方来说,无非是让利、分享的比例调整一下。在近日爆发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我们看到贺建奎名下的多家企业中,他的个人股权呈现较为复杂的状态,有20%,有40%,还有其他状态。怎么理解?在我看来一种解释是,西方最初与贺建奎合作的企业,贺建奎的利益比例不高。于是,他令人眼花缭乱地搞出一堆企业,再用复杂的商业操作手段,试图将最大利益留在自己手里。也算是与西方主子的斗智斗勇、勾心斗角。

利用某些中国人的贪欲和私欲,将在米国或西方不能做的事情,偷偷拿到中国做,很廉价地获取成功或失败的数据,这是生物医药领域早就已经出现并愈演愈烈的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这也是我们在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已经能够清晰看到的巨大阴影。我认为,贺建奎事件所暴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治病救人的失败数据,实际上等同于杀人伤人的武器运用,那么,这一行为就不仅仅是利益、伦理问题,更是一个战争和政治问题。

【刘仰,察网专栏学者,著名作家、评论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刘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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