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金庸小说的艺术水平?

鹿野 2018-11-05 浏览:
当然,结合金庸当时的政论来看,岳不群这个形象就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但是这种随意编造的攻击却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很大程度上是把殖民地香港流行的一些行为硬扣到了中国共产党头上,无非和今天某些流行的网络段子水准差不多。这就叫人物形象塑造的失败。虽然在现实中这些作品也传播广泛获得许多粉丝,但是从艺术水准上还是和鲁、郭、茅等当代文学巨匠有很大距离。只不过近几十年大陆文学界缺高峰甚至高原都不多,所以才让金庸被不少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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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金庸小说的艺术水平?

这几天,笔者写了两篇关于金庸小说的文章,一篇是关于金庸小说的发展历程与政治倾向的,另一篇是关于金庸小说在大陆的兴衰和社会背景的,本来不应该再多说什么。但是这几天看到不少媒体把金庸越捧越高,甚至有一些不喜欢金庸政治观点的人也表示金庸小说思想性上有问题,但是艺术水准是很高的,因此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简单谈一下这个问题。

在分析之前首先要说一下,之所以很多人说金庸小说的艺术水准很高,恐怕跟近些年来语文不断去马克思主义化有很大关系:在50年代学习苏联的时候,语文课初中要讲语言学和文艺理论,高中要讲文学史。首先讲判断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然后再去具体分析某篇文艺作品的好坏。但是这些年来,在减负的名义下,把中学阶段这些内容全部删除了,导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判断作品的艺术性高低,甚至和胡适等“民国大师”一样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全凭专家一张嘴。

因此,笔者在这里打算把金庸小说作为一个案例,来简单谈一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艺术性标准,或者说到底应该怎样判断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准高低。

一、情节

一些朋友认为,金庸的小说情节曲折离奇,体现了其艺术水准高。其实恰恰相反,文艺作品对于情节的要求就是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简单质朴越好。相反,越是曲折离奇,脱离现实的情节,则往往是越差的。出现曲折离奇的情节,往往说明了作者的笔力不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因为简单质朴,贴近生活的情节人们都见过,所以不好写。如果写的不好,很容易被人发现问题,因而需要作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相反,胡编乱造的情节反正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想怎么写都可以,所以不需要什么艺术才能。这就像韩非子所指出的,画犬马难画鬼易: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比如说,鲁迅有一篇小说叫《祝福》。写的什么事儿呢?其实无非就是祥林嫂改嫁以后生了个孩子,后来丈夫病死了,孩子又被狼叼走死了,最后她也死了。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中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一般的人往往见了以后感慨一番就丢到一边,就是想写也无从下笔。鲁迅却是把这些事情细致入微的写出来了,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所以就成了文艺经典。

相反,假如《祝福》写祥林嫂改嫁以后有小三儿想上位,结果经过一番智斗之后成功的毒死了小三儿,气死了出轨的丈夫,得到了夫家的财产。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孩子被一只狼精叼走了。于是祥林嫂拜到仙门学艺,后来又和害死自己孩子的狼精相爱相杀,最后两人同归于尽……这种情节的小说就算政治底色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也还是一文不值。因为其一眼看上去就是胡编乱造的,一个初中生学两个月写作套路就能写,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

当然,如果要是鲁迅写一个宅斗加修仙版的祥林嫂,销量肯定会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民国时期最流行的也是这种靠离奇的情节招揽读者的仙侠加言情,甚至仅小学一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当中就占了七课之多。但是过了才不到一百年,那些在当时影响力毫不下于今天金庸和网络小说的畅销书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了,甚至专门研究通俗文学的专家也搞不清楚那些被选入教材的仙侠加言情小说是什么。

而金庸小说也和那些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作品大同小异。像《天龙八部》当中,不管是段誉遇到的多个女孩都是段正淳的女儿这种故事框架,还是北冥神功,六脉神剑这种所谓武功,人为编造的痕迹实在过于明显,即使在同类作品当中也算是脱离生活比较严重的。

二、人物

还有一些人认为金庸的小说,特别是后期的小说写出了复杂的人性,所以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其实恰恰相反,所谓复杂的人性往往可以随意的编造,所以非常好写,而简单的具有典型性的性格,则是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来衬托的,要做到恰如其分,所以是非常难写的。恩格斯就曾经专门指出过这一点,强调艺术作品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恰如其分的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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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