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 赵瑜:中美经济博弈,中国差距在哪里

于中宁 赵瑜 2018-09-14 浏览:
将中国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是转移到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这样的发展才能起到收益递增的效果,这样的发展仅依靠市场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国家战略的接入,也需要国家对企业战略进行指导,更需要国家对思想战略的调整,这正是日韩的发展模式。中国思想界不能被一些教条主义者所操控引导,这会把中国带到沟里去。

熊彼特受马克思的影响很大,曾经担任过第二国际的经济顾问。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正是通过熊彼特的进一步研究,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学。企业家理论,从本源上说,是斯密和马克思开创的,它与主流的资本经济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冲突。

中国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既没有看到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内在冲突。在讲主流经济学的时候是在照搬教条,而在讲企业家理论的时候,不过是想从富人那里获得利益而已。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索洛用增长模型计算美国的经济增长,发现经济三要素只能解释大约13%的增长,另外87%的增长不知从何而来,索洛认为这只能解释为科学技术或者范围更广的知识带来的增长,他把这个解释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洛的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并没有改变主流经济学更重视资本的格局。

经济学家丹尼森计算了美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在把因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上的增长计算入知识后,知识提供了大约35%以上的增长。但其中不包括因管理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等,也就是知识的作用比计算的结果更大。

即便有了这些计量上的进展,主流经济学仍然顽固地低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日本的冲击,以及被主流经济学家看不上眼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企业管理专家、未来学家、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形成了世界潮流,经济学才开始勉强做出改变。

联合国于1979年在维也纳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大会,提出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这一个方向性问题。

里根总统上台后,组织讨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问题,组建国家级芯片联盟,来对抗日本芯片的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国家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在里根的支持下,由美国国家基金会提供资助、美国科学院组织全国各方面专家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和讨论得到的基本看法是,要改善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首先在于振兴经济,而振兴经济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促进工业的技术创新。据此,1987年初,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项新的竞争计划,核心思想就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当科学技术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时,经济学想不理睬都不可能。此后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把劳动这个要素提升为人力资本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家企图把制度要素和管理要素也纳入生产要素中,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很大分歧,有的人,例如哈罗德·德姆塞茨教授不认为制度能构成生产要素,有的人则认为应该把制度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放在一起看,也就是知识资本要素。

传统陈旧的但却是主流的“两要素”经济学,对投资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收益递减。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从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看,实际上存在着四个经济增长要素,第一个是金融资本,也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资本;第二个是物质资本,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自然资源和机器厂房等物化资本;第三个是人力资本,它包括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劳动,以及人力资本理论所提出的劳动的教育、培训、迁徙、询价等等成本;第四个是知识资本,它包括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内含制度)的存量和增量。这四个经济增长要素,才是真正的全要素生产力。

要说明的是,至今经济学仍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完整的要素结构,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能够整合到经济学的整个结构中去。可见我们被教授和使用的经济学,是一种多么落后又片面的东西,依靠这样的经济学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指引,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知识资本的投资特征

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主要特征是收益递减这一点很好理解。不可再生的资源越来越少,机器厂房会磨损老化消耗,虚拟经济不产生任何真实价值,多余的金融资本会转化为无用的流动性,在从大蒜到房地产再到所谓互联网+的虚拟价格上飘来飘去,最终被金融危机所毁灭。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收益递增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都是在长期的积累和纠错中提高他们能力的;知识的发展也总是建立在无数的前知识基础上的。

2014年英国研究机构“前沿经济学”应英国政府的企业、创新和技能署(BIS)要求,提供了一份题目《科学与创新投资的回报率》的分析报告。报告总结了美国加州大学霍尔等教授(Hall et al 2009)和欧盟(EC 2005)的研究数据,发现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0%,而它的社会溢出效益是这个回报率的2到3倍。该报告也分析了政府研发投入对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挤入(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平均政府每投入1美元,就会带动私营部门0.7美元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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