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景胜:警察法修改及公安部新规章解决了警察执法三大问题

吕景胜 2018-09-10 浏览:
警察法修改及公安部规章草案所确立的维护警察执法权威,保护警察合法合规执法活动,保护警察及家属权益,明确警察执法免责条款等是完善我国警察法制的里程碑事件,有助于矫正近年社会瓦解侵蚀警察执法活动及执法权的不正常现象。警察保护国家、社会、人民、法律,国家、社会、人民、法律也该保护警察。

针对上述问题,新规章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法依规开展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对民警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等措施,不得作出免职、降职、辞退等处理或者处分。

公安机关不得受舆论炒作、信访投诉等人为因素影响,不当或者变相追究民警责任,加重对民警的处理。

此外,公安机关应当根据行为事实、情节、后果,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客观评价民警行为性质,区分执法过错、瑕疵、意外,依法依规作出责任认定。

三、近年一些热点案例中因被执法对象抗法、抗警,在警察依法实施强制手段强制制服过程中被执法对象意外死亡,受人死为大、死了有理、安抚家属维稳等思维惯性驱使,警察背锅作为牺牲品被无端处分,难以服众,给警界带来巨大消极影响和职业挫折感。以警界广为争议的山西王文军案、北京邢永瑞案、贵州张磊案为最为典型。

2016年媒体、专家、社会公众在狂评雷某案时是否应该具备三个知识点:一是公民面对警察执法服从在先,存疑在后;二是警察特殊行业有合理怀疑侦查权、现场执法权;三是警察对被执法对象强行逃逸有职业敏感,越强烈逃逸越怀疑其有前科,反抗越激烈制服越剧烈,制服力大于反抗力,两力相抗,角力升级,出现伤亡概率更大。

试问,当时有多少人具备这三点知识,可以说当时许多人包括所谓专家学者律师并不具备上述三点知识。如果当时人们具备这三点知识又会怎样评价雷某案?雷某意外死亡的根本原因是现场抗法、抗警察。如果服从警察调查或跟随警察回派出所接受调查何来悲剧?胃内容物倒流吸入呼吸道窒息(呛死)的根本原因是激烈反抗,双方肢体缠斗压迫身体及肠胃、呼吸道,以及因雷某自己连续剧烈反抗与警察制服动作中引发的雷某肌肉剧烈伸缩、肠胃痉挛、体位变化身体扭曲所致。

山西王文军案的悲剧在于王文军在混乱现场急于脱身维持秩序,面对僵持7分钟暴力抗法死抱其大腿不放手、抓扯裤裆的泼辣中年女性实施徒手制止按头用力过猛,该妇女反抗导致王某按头力度加大,引发该妇女颈椎断裂死亡。因是女性,王文军不敢对其肢体有过多接触,只好有距离地按头,如弯腰采取抓手推搡肩膀有可能加深肢体接触,警察对异性的身体接触一般比较慎重,否则会被反诬耍流氓之类,王某忌讳于此是值得同情的一点,也是警察现场执法难、徒手制服难的体现。

贵州张磊案的荒唐就在于法官分不清危机可能性与危害现实性的区别和转变,酒醉的两名被执法对象在两枪示警后仍然抓扯、抓打、扑向警察张磊,多份证人证言证明:“郭永志双手抓住张磊持枪的手使劲拽”。“郭永志抓到张所长持枪的右手部位”。“去抓张所长拿枪的手”。“手扭在了张磊持枪的手上”。在抓扯搏斗中张磊开枪击中二人后抢救无效死亡。该案证据效力已足够证明嫌犯有抢夺手枪的行为和过程,即已存在抢夺到手枪的可能性,其可能性已存在潜在危害,且在警告两次后近身搏斗,张磊应有权开枪。

吕景胜:警察法修改及公安部新规章解决了警察执法三大问题

法院认定:手枪枪套筒上的擦拭物虽含有死者郭永华的DNA型,枪套筒上的附着物中虽含有死者郭永志的DNA型,但无法确定所检验的DNA来源于嫌犯人体的何种组织细胞,仅凭DNA鉴定结论不能确定死者是否接触过涉案手枪。笔者理解法院认定枪套筒上虽有死者嫌犯的DNA,但无法证明是手上汗液或指纹,所以无充分证据证明嫌犯有明显的抢枪意图。

不是手上的组织细胞是人体哪里的组织细胞?是大腿上的、胳膊上的、脚趾头上的组织细胞?案件发生在2010年1月12日的贵州省遵义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坡贡镇。笔者查询遵义一月份平均日气温最高8度,最低2度,嫌犯当时不穿衣服还是不穿袜子,露胳膊、露腿还是裸身?该案似乎还得出另一个结论:嫌犯抢不到枪警察担责判刑8年,嫌犯抢到了枪或手枪上有嫌犯指纹,警察不担责。如果嫌犯抢到了抢,深度酒醉状态,对当时在场群众及警察危险如何?

针对上述争议案例及问题,避免今后再出现事后让警察无端背锅、无由问责,新警察法草案第八十四条及公安部新规章草案第十三条均规定:人民警察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法律责任,由其所属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

公安部新规章草案第十六条规定:对于民警依法履职尽责,受主观认知、客观条件、外来因素影响造成一定损失和负面影响的行为或者出现的失误,以及民警违法违规履职造成危害后果后,及时发现并主动纠正错误,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后果与影响的,公安机关应当从轻、减轻或免于追究民警的责任,或者向司法机关提出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民警刑事责任的建议。

上述便是警界多年期盼已久的依法履职免责条款。笔者多年呼吁构建警察执法豁免权,其理由和必要性论证可见笔者《警察法修订应构建警察现场执法豁免权》一文(察网2017年1月15日)。警察执法活动的公益性、法定性、效力预定性,执法措施的应急性、强制性、现场不可抗辩性,执法环境的复杂性、风险性,执法后果的不可预测性、不可控性都决定了警察这种高危职业应该享有因执法风险的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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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景胜
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