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强大的公有制和自主制药能力保障下的公益性医疗

鹿野 2018-07-12 浏览:
近几年来,由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又加大了在医保方面的投入。可是只加大医保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持续发展下去,未来,公共医疗支出太多会不会拖垮财政呢?要挣脱国际医药垄断资本绑架,我能看到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着手做优做大做强中国的国有制药企业,将医药领域被新自由主义冲击垮的自主研发能力再重建起来,形成和掌握自己核心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用最小的成本保障人民的健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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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强大的公有制和自主制药能力保障下的公益性医疗

近日来,看病难看病贵,尤其是人民群众在重大疾病面前的困难,引发了各界极大的关注。有人借机大谈印度政府顶住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压力,采取强制许可迫使国际药厂就范,让本国药厂可以生产廉价的仿制药。甚至有人开始带节奏,说印度医疗体制的优越,就更是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一、印度的医疗体系并不优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预期寿命是不如印度的,但是在1955年便反超了印度,此后差距迅速拉大:

【中国首先在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上超过印度,之后才是经济增长。中国教育指数在1951年超过印度,寿命指数在1955年超过印度……在营养改善和生育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传染病的控制是影响预期寿命的核心因素。中国在1968年前后基本消除了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疾病,而印度只是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传染病。
李钢 张建英:中印两国人类发展指数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2期】

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76岁,印度只有68岁。如果要是印度的医疗真的那么优越的话,为何人均寿命被中国反超,并且现在已经相差八年之多?

事实上,印度人均寿命一直较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一直实行的是医药私有化产业化的体制。就以制药行业来说,印度仿制药看似便宜,但是对于人均收入只有中国1/5的印度家庭来说大多数人仍然无法承受。而且西方对印度仿制药限制相对较松也是印度允许西方的大型药企在印度进行临床试验的结果。印度的药厂卖力的生产仿制药,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印度人民的健康,而是廉价的仿制药可以赚钱。还有,印度制药行业的产业化与私有化导致监管混乱,很多仿制药药效低、副作用大,甚至假药充斥。在这种体制之下,尽管印度政府顶住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压力,采取强制许可迫使国际药厂就范,但最大的受惠者只是印度国内医药资本,而非民众。

相比之下,新中国之所以在成立初期就能够实现人均寿命超过印度并且迅速拉大差距,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那时候拥有一个真正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益性医疗制度。

二、贫穷不是原罪

当下特别流行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然而,这只不过是私有制之下的理所当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贫穷从来不是看不起病的理由。

比如说,妓女要算社会底层了吧?在新中国初期要治疗妓女当中普遍存在的性病需要青霉素。而当时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烂,根本没有生产青霉素的能力,导致进口青霉素的价格要比黄金还要贵,甚至由于美蒋封锁,花钱也很难进口到药。但是新生的政权仍然集中了一切人力物力,迅速的帮助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免费治好了病:

【妓女中患性病十分普遍,在第一批收容的515名妓女中,患性病的占88.3%,收容后必须从速治疗。市卫生局抽调了全市各大医院的性病专家和皮肤科,妇科医师数十人,在所内建立了临时医院和简易病床。治疗性病需用当时被称为“贵重药品”的配尼西林(青霉素)。一个早期梅毒病人,每灭要注射60万单位,10天一个疗程,最少要3个疗程。一个2期、3期病人则要用100万单位,反复十几个疗程。那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需由外国进口,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进口也很难。仓库里只有从国民党手里缴获和接收下来数量不多的配尼西林,那是专供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用的。没有配尼西林,已收容的妓女的性病就无法治好。对此,陈毅市长果断地作出决定,亲笔手令各个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这些配尼西林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志愿军另想办法”。所有性病患者都得到突击治疗。私娼何金宝梅毒严重到下身全部腐烂,大小便失去控制,医生为她作了人工肛门,挽救了她的生命。在她们教养期满离开教养所时,全部治愈了性病.
《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编辑组编,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1989年04月第1版,第173页】

再比如说,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弱势群体,但是新中国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农村,取得了全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

【党中央和政府直接要求城市医药卫生系统从医疗、教育、防疫、科研等机构支援人力、设备,由城市延伸到农村。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临时医疗组织,到农村工作,强调为农民服务,并帮助培养基层农村卫生人员,帮助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卫生组织。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中国在卫生医疗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曾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用最低廉的成本保护了世界最多人口的健康”  (WHO,1978)。与此同时,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生产大队的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由合作医疗担负的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
曹春著,中国社会保障筹资机制改革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04,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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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