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大潮下的知识分子:为郑鸿生《重认中国》所作序文(节选)

呂正惠 2018-07-11 浏览:
八〇年代两岸的知识分子同时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极端厌恶,印证了鸿生所说的“比日本更强烈地厌恶自己的过去,露出更昭彰的羞耻感与自卑感”。鸿生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虽然主要谈的是台湾政治光谱的变迁,但在拿台湾和香港相互比较之后,又把视野推广到全中国,因此看出了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大问题,这种见识,真是非常人所能及,而且文字中充满了感情,不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深情热爱的人是说不出来的。我盼望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因为它不只是谈台独,它谈的主要还是中国如何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

西化大潮下的知识分子:为郑鸿生《重认中国》所作序文(节选)

标榜自己如何文明,别人如何落后,这种心理主要来源于西方文明对落后国家的绝对优势,落后国家因此不得不亦步亦趋的努力学习西方文明。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地区有着复杂而又相互区别的进程,鸿生对此所作的种种分析,是《重认中国》全书最精采的部分。但是,这么精采的论述,也只是鸿生全部创见的一部分而已。鸿生还进一步从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而复杂的历程,来分析中国为了要建设成现代化国家时,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困难。这个整体的历史见解,才是鸿生为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具有“理论”意义的、有关近代世界史的大诠释。我们先看鸿生怎么说:

【“总的来说,传统中国在受到西方现代帝国侵略,被迫进行西方现代化改造,以其规模之庞大、际遇之多样,就有了多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台湾被日本帝国从上而下强势施以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改造,香港被大英帝国有选择的、较不强势的施以英国殖民式现代化改造,两地在回归之后确实有着不一样的后殖民情境。而中国大陆若是先不管其局部分歧,整体而言则是自我摸索着一条较为自主的道路,最后由中共的路线取得主导。
不管是哪条路径,这个现代化的过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识与政治菁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输与栽培,各自在其社会取得论述主导者的地位。例如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台湾的李登辉及其同辈,又如接受港英教育栽培的香港知识与管理菁英。这批新型知识与政治菁英构成现代化后的新得利者,然而也构成回归后解决后殖民问题的巨大障碍。由于有着不同的现代化路径而产生不同的“现代身分”,当这几个不同身分互相碰撞时就产生了一时难以消解的现代问题。以台湾为例,这些人一方面构成反国民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构成台湾分离运动的基础。二二八事变除了有国共内战及光复后复出的左翼分子的因素外,也有大陆与台湾不同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不同现代身分冲突的因素。这个面向在九七回归后的香港应该也构成了重要的背景。
不同的现代化造就了不同的现代身分,不同的现代“中国身分”、“台湾身分”与“香港身分”……可以说不同的现代化路径所产生的歧异是二二八事变的底层因素,当时双方都没有机会与条件进行心灵与意识的祛殖民工作。九七之后的香港所面临的也有同样的情境,构成今日占中冲突的底层因素。
所以说,作为现代化得利者的知识菁英这一阶层是特别麻烦的,他们在被各种现代化方案养成之后,往往以各自的“帝国之眼”——西方帝国的文明世界观,来看待自己社会的传承、下层劳动者、各种“落后”的现象,以及母国整体。例如在台湾“水龙头的故事”自光复之后就一直被分离运动者用来贬抑大陆来台人士;或者以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来看待自身社会的政治安排;或者对自身社会或第三世界国家都抱着深怕被西方“耻笑”的焦虑不安。这些帝国之眼引起的焦虑不安,在台湾甚为寻常,在香港今天的冲突中也一一具现。”(见《重认中国》121-3页)】

鸿生这一段分析,点出了西方文明对全世界的征服最特殊的一点,即它不只是武力的征服,更是文明的征服,这是已往的帝国征服所没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再清楚不过了。自从中华文明形成以来,其核心区曾经好多次面对塞外游牧民族的入侵。当核心区全部或部分由游牧民族占领并进行统治时,中华文明不但没有就此消失,而且还因为终于同化了入侵者,而让自己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每一次大规模同化入侵者以后,中华文明就会产生一次大飞跃。

但是,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以及西化成功以后的日本)的入侵,却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全然不同。在长达一百年的、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奋斗过程中,中国人自己逐渐丧失了自信心。在承认西方的武力(船坚炮利)比自己强大以后,接着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确实了不起。在维护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文化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的方法与途径。如果拿日本和中国相比,就可看出,日本几乎是轻而易举的“全盘西化”,从而“脱亚入欧”去了,而中国却深陷泥淖之中,举步维艰。当西方的“模范生”日本打败了曾经长期是它的导师的中国、而且不断的向着中国内陆入侵,先是蚕食,接着就要鲸吞,中国人的愤懑与悲痛达到了顶点。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心的征兆,在五四运动时就已出现了。当时想要废弃汉字,将汉语拼音化的潮流颇为盛行,而当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时,竟然有一些人就轻易相信了,这些都是最好的代表。所以当日本全面入侵时,认为中国不可能打赢,宁可选择妥协或投降的人还真不算少。

在面对西化大潮时,知识分子的立场最容易“软化”。优秀的知识分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更容易学好西方的语言,以及各种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知识。凭着这些本领,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为入侵中国的各种势力“服务”,从而取得优渥的待遇,可以过得起最现代化的生活,不必和一般人民一样,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例子太多了,无需举例。但我们也得赶快声明,虽然知识分子可以轻易这么做,不过愿意和全体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人仍然占绝大多数,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历史。这里要强调的是,选择从自己的民族“异化”出去,以便和西方人或日本人一起过着文明、幸福的日子,知识分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机会”要多得多。

向西方学习所产生的最大问题是,满脑子西方现代知识的落后地区的菁英阶层,发现他们很难改变人数极为众多的老百姓的行为方式与观念。在这种情形下,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习俗,以建成现代化国家,就变得非常困难。最极端的例子要算土耳其,现在土耳其的统治菁英,在凯末尔的强力主导下,几乎已经完全西化了,而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仍然生活在伊斯兰的宗教习俗之下,整个国家就这样由西化派和传统派两大块所组成。印度的状况也有些类似。印度被英国殖民近两百年,印度的菁英非常西化,他们的科技人才之多世所公认。但整个印度社会还有广大的落后地区,很大比例的民众仍然维持着传统生活习惯,没有改变。西化往往会扩大传统文明区统治菁英与一般民众的差距,而不是使其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批评一般民众愚顽不灵。知识分子因各种条件的凑合,很幸运的获得知识与技术,他们容易相信,任何人只要肯努力,都可以达到这一成就;国家民族之所以不能现代化,就是民众没有觉醒,因此要不断的进行启蒙工作。事实决非如此。自由、民主制的设想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成功经验推导出来的,当他们控制了全世界的财富与知识以后,我们如何能够让全世界被侵略地区的“大众”翻身呢?同样的当一个落后国家的菁英越来越西化,而且离他们自己的群众越来越遥远时,我们又如何教化这些“冥顽不灵”的群氓呢?从这种假设出发,肯定不能解决被西方侵害的“落后地区”的社会重建问题。

中国的状况比任何传统文明区都还要复杂,因为中国早在公元一千年左右就没有了贵族制度,中国老百姓不可能像日本、土耳其或印度那样听从现有贵族阶级(或类似贵族的那一阶层)的安排。而且中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各地民情极端复杂,完全不能为西化的现代菁英所了解,因此,绝对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由一个具有基本共识的贵族菁英从上到下来进行现代化改革。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统治全中国的国民党原来就想走这一条路,但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中败给共产党,就证明了这一条路当时并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

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由于在北方农村和农民密切合作,终于寻找出一条道路,即联合基层农民,从下到上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先让国家有了一个统一的意志,再由这个意志来执行贯彻全国的改革。有了这个基础,再发动群众运动,要求全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起先过着苦日子。这样的时间长达三十年,知识菁英刚开始大半都真心的配合,但经过反右和文革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异心。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知识分子比较能自由进出国门,才赫然发现,西方国家的生活比他们好太多了,甚至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比他们好,这样他们的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认为过去三十年完全走错了,从现在开始,应该回头重新学习西方。

对于这些激进派知识分子,陈映真曾慨乎言之:

【“八〇年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以高额之汇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陈映真全集》12卷375-6页)】

最让陈映真和台湾统左派瞠目结舌的,是激进改革派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陈映真说:

【“在录像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陈映真全集》12卷,379-80页)】

《河殇》的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比论,不久就为台独派所引用。他们说,台湾一直属于海洋型文明,和“中国”落后的、体质不良的大陆型文明毫无关系,连“中国”知识分子都要唾弃自己的文化了,我们为什么要当“中国人”?河殇派和台独派就这样遥相呼应,令人为之气结。

八〇年代中期激进派主导的改革进程终于导致了八九年五、六月间的政治风波,并且引发了大陆知识界对现政权极大的离心力量。还好,不久苏联垮台,俄罗斯经济破产,社会动荡不安,这才使得不少知识分子在体会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以后,稍微回心转意。然后,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受益者日多;二〇〇二年以后,共产党改变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开始重视社会不公正的现象,特别是对于“三农”问题,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解决;二〇一二年以后,又开始全面肃贪,把那些从改革开放中“非法受益”的人清除出去。就在这一时机,又适时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大策略,大家终于真切的感觉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原来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梦想”,而且还有实现的可能,这样,全国的民心终于能够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我所以重提八〇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最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一段经历,其实是为了引述鸿生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

【台湾作为母国中国的一个边缘地区,被现代帝国殖民之后产生了较为特殊的复杂性,看似台湾的特殊问题。然而在比较香港与台湾被殖民经验的异同,以及台湾光复与香港回归后的种种问题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特殊性也不能过度强调,不能视之为只是台湾的个别问题,或是香港的个别问题,而是中国被割让的边缘地区的共同问题。当然“台湾问题”或“香港问题”基于其不同殖民宗主国与历史过程等因素,有其相对特殊性,但毕竟都是由传统中国社会被殖民与现代化之后产生的问题,所以还是传统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一环,就是说最终还是属于中国的问题,一个在台湾或香港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呈现出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问题。
中国的主体大陆地区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其相对自主性,而且为了取得这个自主性曾经历经血迹斑斑的奋斗,牺牲远远超乎台湾,但是就如日本在其现代化中所显现的“自主”与“自我殖民”的双重性格,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免带着“自我殖民”创伤。这种创伤的一个具体例证就表现在它曾经比日本更强烈地厌恶自己的过去,露出更昭彰的羞耻感与自卑感。
因此台湾、香港与大陆这三地如今所显现的各种问题,就不应只被看作不同历史经验的个别问题,而应是传统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问题,如此就还是要回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问题上,更具体的说就是一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真正寻回自我的去殖民问题。(124页,以上重点均为引者所加)】

八〇年代两岸的知识分子同时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极端厌恶,印证了鸿生所说的“比日本更强烈地厌恶自己的过去,露出更昭彰的羞耻感与自卑感”。鸿生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虽然主要谈的是台湾政治光谱的变迁,但在拿台湾和香港相互比较之后,又把视野推广到全中国,因此看出了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大问题,这种见识,真是非常人所能及,而且文字中充满了感情,不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深情热爱的人是说不出来的。我盼望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因为它不只是谈台独,它谈的主要还是中国如何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

以上所述只是鸿生书中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其实本书还有许多独到的历史体会,以前很少人说过。如因为日本人不让台湾人参与政治,因此台湾人一直缺乏管理人才;又说,英国人虽然在香港培养了一些管理菁英,但是当香港成为特区以后,香港人似乎表现得缺乏政治领导能力(参看本书116-7页),这真是言人之所未言。又如,光复以后,台湾人从学日语转而学国语,学好国语以后,终于掌握了用语言论述的能力,这一点也讲得很好。台独派常以国民党逼迫台湾人学国语作为国民党对台湾“再殖民”的具体例证,事实上台湾人在不到二十年间就学好国语,而且此后不断的出现优秀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所写出的中文毫不逊色于外省学者和作家,就足以证明,不论是闽南话还是客家话,都是汉语系统内的方言,所以台湾人要学汉语的另一种方言北方官话并没有什么困难(相反的,日语是一种外国语,学起来就不像学中国普通话那么容易),鸿生以充分的例证说明了这一点(相关论述见本书第三部分),也可以看出他的历史文化素养之深厚。鸿生还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多样,可以破除一般人对中国社会僵化、保守、停滞不进的刻板印象。如果鸿生自己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可能有这许多独特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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