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大潮下的知识分子:为郑鸿生《重认中国》所作序文(节选)

呂正惠 2018-07-11 浏览:
八〇年代两岸的知识分子同时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极端厌恶,印证了鸿生所说的“比日本更强烈地厌恶自己的过去,露出更昭彰的羞耻感与自卑感”。鸿生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虽然主要谈的是台湾政治光谱的变迁,但在拿台湾和香港相互比较之后,又把视野推广到全中国,因此看出了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大问题,这种见识,真是非常人所能及,而且文字中充满了感情,不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深情热爱的人是说不出来的。我盼望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因为它不只是谈台独,它谈的主要还是中国如何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

向西方学习所产生的最大问题是,满脑子西方现代知识的落后地区的菁英阶层,发现他们很难改变人数极为众多的老百姓的行为方式与观念。在这种情形下,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习俗,以建成现代化国家,就变得非常困难。最极端的例子要算土耳其,现在土耳其的统治菁英,在凯末尔的强力主导下,几乎已经完全西化了,而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仍然生活在伊斯兰的宗教习俗之下,整个国家就这样由西化派和传统派两大块所组成。印度的状况也有些类似。印度被英国殖民近两百年,印度的菁英非常西化,他们的科技人才之多世所公认。但整个印度社会还有广大的落后地区,很大比例的民众仍然维持着传统生活习惯,没有改变。西化往往会扩大传统文明区统治菁英与一般民众的差距,而不是使其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批评一般民众愚顽不灵。知识分子因各种条件的凑合,很幸运的获得知识与技术,他们容易相信,任何人只要肯努力,都可以达到这一成就;国家民族之所以不能现代化,就是民众没有觉醒,因此要不断的进行启蒙工作。事实决非如此。自由、民主制的设想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成功经验推导出来的,当他们控制了全世界的财富与知识以后,我们如何能够让全世界被侵略地区的“大众”翻身呢?同样的当一个落后国家的菁英越来越西化,而且离他们自己的群众越来越遥远时,我们又如何教化这些“冥顽不灵”的群氓呢?从这种假设出发,肯定不能解决被西方侵害的“落后地区”的社会重建问题。

中国的状况比任何传统文明区都还要复杂,因为中国早在公元一千年左右就没有了贵族制度,中国老百姓不可能像日本、土耳其或印度那样听从现有贵族阶级(或类似贵族的那一阶层)的安排。而且中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各地民情极端复杂,完全不能为西化的现代菁英所了解,因此,绝对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由一个具有基本共识的贵族菁英从上到下来进行现代化改革。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统治全中国的国民党原来就想走这一条路,但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中败给共产党,就证明了这一条路当时并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

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由于在北方农村和农民密切合作,终于寻找出一条道路,即联合基层农民,从下到上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先让国家有了一个统一的意志,再由这个意志来执行贯彻全国的改革。有了这个基础,再发动群众运动,要求全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起先过着苦日子。这样的时间长达三十年,知识菁英刚开始大半都真心的配合,但经过反右和文革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异心。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知识分子比较能自由进出国门,才赫然发现,西方国家的生活比他们好太多了,甚至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比他们好,这样他们的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认为过去三十年完全走错了,从现在开始,应该回头重新学习西方。

对于这些激进派知识分子,陈映真曾慨乎言之:

【“八〇年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以高额之汇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陈映真全集》12卷375-6页)】

最让陈映真和台湾统左派瞠目结舌的,是激进改革派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陈映真说:

【“在录像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陈映真全集》12卷,379-80页)】

《河殇》的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比论,不久就为台独派所引用。他们说,台湾一直属于海洋型文明,和“中国”落后的、体质不良的大陆型文明毫无关系,连“中国”知识分子都要唾弃自己的文化了,我们为什么要当“中国人”?河殇派和台独派就这样遥相呼应,令人为之气结。

八〇年代中期激进派主导的改革进程终于导致了八九年五、六月间的政治风波,并且引发了大陆知识界对现政权极大的离心力量。还好,不久苏联垮台,俄罗斯经济破产,社会动荡不安,这才使得不少知识分子在体会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以后,稍微回心转意。然后,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受益者日多;二〇〇二年以后,共产党改变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开始重视社会不公正的现象,特别是对于“三农”问题,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解决;二〇一二年以后,又开始全面肃贪,把那些从改革开放中“非法受益”的人清除出去。就在这一时机,又适时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大策略,大家终于真切的感觉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原来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梦想”,而且还有实现的可能,这样,全国的民心终于能够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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