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大潮下的知识分子:为郑鸿生《重认中国》所作序文(节选)

呂正惠 2018-07-11 浏览:
八〇年代两岸的知识分子同时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极端厌恶,印证了鸿生所说的“比日本更强烈地厌恶自己的过去,露出更昭彰的羞耻感与自卑感”。鸿生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虽然主要谈的是台湾政治光谱的变迁,但在拿台湾和香港相互比较之后,又把视野推广到全中国,因此看出了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大问题,这种见识,真是非常人所能及,而且文字中充满了感情,不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深情热爱的人是说不出来的。我盼望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因为它不只是谈台独,它谈的主要还是中国如何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

西化大潮下的知识分子:为郑鸿生《重认中国》所作序文(节选)

标榜自己如何文明,别人如何落后,这种心理主要来源于西方文明对落后国家的绝对优势,落后国家因此不得不亦步亦趋的努力学习西方文明。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地区有着复杂而又相互区别的进程,鸿生对此所作的种种分析,是《重认中国》全书最精采的部分。但是,这么精采的论述,也只是鸿生全部创见的一部分而已。鸿生还进一步从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而复杂的历程,来分析中国为了要建设成现代化国家时,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困难。这个整体的历史见解,才是鸿生为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具有“理论”意义的、有关近代世界史的大诠释。我们先看鸿生怎么说:

【“总的来说,传统中国在受到西方现代帝国侵略,被迫进行西方现代化改造,以其规模之庞大、际遇之多样,就有了多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台湾被日本帝国从上而下强势施以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改造,香港被大英帝国有选择的、较不强势的施以英国殖民式现代化改造,两地在回归之后确实有着不一样的后殖民情境。而中国大陆若是先不管其局部分歧,整体而言则是自我摸索着一条较为自主的道路,最后由中共的路线取得主导。
不管是哪条路径,这个现代化的过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识与政治菁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输与栽培,各自在其社会取得论述主导者的地位。例如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台湾的李登辉及其同辈,又如接受港英教育栽培的香港知识与管理菁英。这批新型知识与政治菁英构成现代化后的新得利者,然而也构成回归后解决后殖民问题的巨大障碍。由于有着不同的现代化路径而产生不同的“现代身分”,当这几个不同身分互相碰撞时就产生了一时难以消解的现代问题。以台湾为例,这些人一方面构成反国民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构成台湾分离运动的基础。二二八事变除了有国共内战及光复后复出的左翼分子的因素外,也有大陆与台湾不同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不同现代身分冲突的因素。这个面向在九七回归后的香港应该也构成了重要的背景。
不同的现代化造就了不同的现代身分,不同的现代“中国身分”、“台湾身分”与“香港身分”……可以说不同的现代化路径所产生的歧异是二二八事变的底层因素,当时双方都没有机会与条件进行心灵与意识的祛殖民工作。九七之后的香港所面临的也有同样的情境,构成今日占中冲突的底层因素。
所以说,作为现代化得利者的知识菁英这一阶层是特别麻烦的,他们在被各种现代化方案养成之后,往往以各自的“帝国之眼”——西方帝国的文明世界观,来看待自己社会的传承、下层劳动者、各种“落后”的现象,以及母国整体。例如在台湾“水龙头的故事”自光复之后就一直被分离运动者用来贬抑大陆来台人士;或者以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来看待自身社会的政治安排;或者对自身社会或第三世界国家都抱着深怕被西方“耻笑”的焦虑不安。这些帝国之眼引起的焦虑不安,在台湾甚为寻常,在香港今天的冲突中也一一具现。”(见《重认中国》121-3页)】

鸿生这一段分析,点出了西方文明对全世界的征服最特殊的一点,即它不只是武力的征服,更是文明的征服,这是已往的帝国征服所没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再清楚不过了。自从中华文明形成以来,其核心区曾经好多次面对塞外游牧民族的入侵。当核心区全部或部分由游牧民族占领并进行统治时,中华文明不但没有就此消失,而且还因为终于同化了入侵者,而让自己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每一次大规模同化入侵者以后,中华文明就会产生一次大飞跃。

但是,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以及西化成功以后的日本)的入侵,却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全然不同。在长达一百年的、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奋斗过程中,中国人自己逐渐丧失了自信心。在承认西方的武力(船坚炮利)比自己强大以后,接着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确实了不起。在维护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文化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的方法与途径。如果拿日本和中国相比,就可看出,日本几乎是轻而易举的“全盘西化”,从而“脱亚入欧”去了,而中国却深陷泥淖之中,举步维艰。当西方的“模范生”日本打败了曾经长期是它的导师的中国、而且不断的向着中国内陆入侵,先是蚕食,接着就要鲸吞,中国人的愤懑与悲痛达到了顶点。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心的征兆,在五四运动时就已出现了。当时想要废弃汉字,将汉语拼音化的潮流颇为盛行,而当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时,竟然有一些人就轻易相信了,这些都是最好的代表。所以当日本全面入侵时,认为中国不可能打赢,宁可选择妥协或投降的人还真不算少。

在面对西化大潮时,知识分子的立场最容易“软化”。优秀的知识分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更容易学好西方的语言,以及各种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知识。凭着这些本领,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为入侵中国的各种势力“服务”,从而取得优渥的待遇,可以过得起最现代化的生活,不必和一般人民一样,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例子太多了,无需举例。但我们也得赶快声明,虽然知识分子可以轻易这么做,不过愿意和全体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人仍然占绝大多数,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历史。这里要强调的是,选择从自己的民族“异化”出去,以便和西方人或日本人一起过着文明、幸福的日子,知识分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机会”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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