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从《祝福》看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大饥荒记忆”

鹿野 2018-06-09 浏览:
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对于饥荒有切肤之痛的人只是灾区的少数幸存者,这些人本身就没有多少话语权,即使真的写出了什么回忆饥荒的东西,也不会让那些没有切肤之痛的人有多少共鸣。那些人就好像《祝福》当中那些不耐烦的听众一样,如果老去回忆可能还会招其厌烦。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把饥荒带来的痛苦平摊到了每一个人身上,有话语权的上层人士也可以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其他的那些亲历者同样会由于切肤之痛而产生共鸣。就好像《祝福》当中的祥林嫂一样,说上千百遍也不会厌烦。

不过,如果要是我们摘掉有色眼镜的话,就会发现1960年的所谓大饥荒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比如说,1960年时的粮食总产量是1.4亿吨,大大超过1949年的1.1亿吨,人均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和1949年差不多。但是在1960年大体平均的定量配给制之下,显然极度缺粮无法生存的人要比1949年那种贫富两极分化,灾荒救济几近于无的体制少的多。除非是中国人饭量突然暴增,否则绝不可能出现某些“研究成果”得出的1960年饿死了几千万,1949年却没有饿死几个人的结论。但是,也正是这种缓解饥荒的定量配给制才会给绝大多数人留下吃不饱饭的“大饥荒记忆”。

另外说一点题外的话,新中国虽然接下了旧中国的烂摊子,但是用很短的时间就通过水利建设和种子改良等方面的工作根本上解决了饥荒问题。在旧中国,饥荒是一种常态。到了新中国,饥荒成为偶然,大概只有1960年堪称“饥荒的最后绝唱”。正是这种粮食供应状况的根本改善才导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口就迅猛增长,仅仅30年人口就翻了一番,不得不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正如邓小平在1975年指出的:

【25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邓小平同志在山西的足迹--期刊选粹-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28/c68742-25750897.html】

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和中国大同小异,因为其在革命成功之前的旧社会经济都不发达,饥荒年代大批饿死人是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首先实行了配给制,把不够吃的粮食平均分配给大家,让社会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变为“大家都吃不饱也饿不死”,从而缓解了饥荒带来的灾难。接下来,其再通过改良水利、肥料和种子等方面的措施根本上解决了饥荒问题。但是在解决饥荒问题之前的那个阶段里,由于配给制下饥荒时吃不饱饭的人数比例扩大了,甚至包括掌握话语权的统治阶级也要和普通群众一起忍饥挨饿,所以就产生了普遍的“大饥荒记忆”。

总之,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具有“大饥荒记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才导致了大饥荒,只不过是在根本解决饥荒问题之前改变分配方式分摊饥荒压力带来的错觉,也反映了一种《祝福》式的“别人家的孩子不心疼”式的心态。当然,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的选择性报道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偏差。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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