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中兴被封杀背后,美国想逼资本逃离中国!

黄树东 2018-04-18 浏览:
只要我们研究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在种种顾虑下的讲话,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是想逼资本逃离中国,而且这个逃离是全方位的。首先是逼迫资本逃离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让那些投资中国高科技的资本无利可图。其次,是逼迫资本逃离中国的低端产业,比如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进口关税等等。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为什么美国要求中国大幅度地、过分地开放金融。那有利于资本逃离。金融,从来都是地缘政治的工具。

黄树东:中兴被封杀背后,美国想逼资本逃离中国!

贸易纠纷是美国对华战略思想发生变化的产物。我们不能就贸易战说贸易战。

一、让我们面对变化了的世界

让我们面对变化了的世界。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可谓是纷繁杂陈。实质性的全面包抄和美国总统口头上的某些“友善”言论交织再起。贸易纠纷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面对贸易纠纷,我们是只要看枝叶,还是既要看枝叶又要看树林?作为国家战略,包括经济和金融战略,需要建立在对正在发生的世界整体格局的准确判断上。

作为投资者,我在思考问题时,反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选择我希望看到的那些东西,千万不能用过去结论来做今天的投资。对世界大局的判断要客观、全面、准确和及时。如果我们所处的世界变了,我们的战略也需要相对调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已经构筑了全球安全体系。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我们不能说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环境、安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不能说我们过去关于世界的判断不需要做出调整。世界变了,我们的战略,包括经济战略也要因此发生变化。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辩证法。在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上,我们需要相应的调整我们的战略。在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固然知道春天不会太远,但是我们也同样需要去掉夏日的衣着,换上冬日的服装。我们既需要打破坚冰,也需要运用在冬日里保护自己的智慧。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战略,不能一成不变。

二、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个世界每个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就中国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了变化。美国已经完成了关于中国战略的讨论。这是一场官民一体的讨论。得出的结论就是——要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军事上围堵中国。

在此之前,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不同的。

在前苏联崩溃以后,福山的“终结论”在美国盛行一时。这种观点承袭了大约60-70年代美国一些地缘战略家的思想,认为市场化经济发展会导致中国这样的国家步入西方的轨道,成为西方的仆从。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帮助中国参与国际低端分工,一方面在技术上全面围堵中国,一方面帮助中国发展低端产业,对中国开放低端市场。这种比较优势,在中国内部也得到了积极的相应。有些人主张把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一个将被历史记住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大飞机曾被下马,损失了快速和低成本建立一个完整的高技术产业链和产业群的历史机会,极大地延迟了中国技术和产业的进步。

西方的这种战略,显然就是想把中国经济当成美国经济的附庸,把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当成美国财政赤字的消化地,把中国经济完全纳入美元大循环和美元霸权体系中。

就中国而言,这种道路发展下去,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他们还设想,这种经济体系必然催生出一个同美国利益有多种利益关联的阶层,最终导致中国走西方的道路,使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制度的、经济上依附西方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受西方控制的、为美国财政赤字提供货物的大国。

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做出了许多努力,突破西方的技术和产业封锁,力图打破低端分工设计,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在制度上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中国的迅速进步,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和平演变的失败,让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在美国现任总统上任以前,美国就完成了对华战略的讨论,并得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要在军事上围堵中国,经济上遏制中国。所以,才有了奥巴马的太平洋再平衡和TPP,才有了朝鲜半岛上种种博弈,才有了《台湾旅行法》,才有了美国和印度的“探戈”,才有了美国对越南的种种“媚眼”,才有了贸易纠纷等等。美国现任政府在战略思路上早就厘定,但是具体采取什么方式来实施,最初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试探摸底的。美国现任总统是商人出身,在商场上身经百战,不僵化,重实效,轻虚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在乎那些他不看重的东西。他用商人的直觉来理解这个世界,比起其他人,他更能直接切入美国社会,了解美国社会的实质。面对美国的相对衰落,特朗普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冲动,想美国再次伟大。这不是一时的冲动,几十年一贯如此。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第一份安全战略报告。美国战略思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竞争被当成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头号任务。说得更明白一点——从这一天起,美国正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头号对手

三、历史是季节性的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看这种变化。

一个是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有一本书叫《大国政治的悲剧》,在中国和美国都非常出名。同福山不一样,他认为,由于国家利益不同,不同国家的价值必然不同,所以即使是自由民主,这些国家之间同样会有战争,他认为,中美必然有一战。

另一个是班农。班农不是理论家,不从理念出发,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家,没有大部头著作。但他却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还认为自己是工人阶层或下层的代言人。班农认为,所谓美国衰退是相对中国而言,避免美国衰退就是要遏制中国。他在我们十九大后,先访问中国,后到日本。在12月17日,即美国公布安全战略报告的前一天,班龙在东京发表了一个演讲,详细而具体阐述了他对“中国威胁论”的诠释。他激烈反对中国的“2025”战略产业规划,批评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技术,批评中国的5G网络计划,批评人民币国际化等等。班农激烈批判美国精英过去的对华政策和思路,他还实际上表达了要在亚洲联合日本围堵中国的思路。班农认为,如果现在起10年内不能遏制中国,中国超越美国将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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