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向西方寻求真理,不等同于西方是真理

汪晖 2018-01-24 浏览: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他表彰先进的中国人,他指的是严复、康有为,这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这个命题很有意思,向西方寻求真理,不等同于西方是真理,但是在那个条件下需要往西方探求真理,在今天我们要向世界寻求这个真理和答案,我们寻找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赋予的任务,就像那个时代人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从那寻找真理,现在不是不需要向西方学习,而是自我理解需要的是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和知识条件。

“从晚清开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20世纪的辛亥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到改革,到今天“一带一路”所有的变化,我们可以改一个概念,原来是边缘中心,过去在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重新塑造世界的关系,使得我们有一个可能性,重新理解东西方的关系。”12月10日,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治理挑战与中国角色”上如此表示。

汪晖:向西方寻求真理,不等同于西方是真理

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

汪晖表示,19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很大程度是在东西关系当中,西方是中国的镜子,西方也是中国的镜像。我们对周边世界是无知的,不说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连自己的周边,我们连中亚,我们连东南亚,我们连南亚,我们的理解都是不够的。

以下为汪晖发言实录:

汪 晖:谢谢董强教授,谢谢财经论坛邀请我参加论坛,很高兴以经济为主的论坛当中有一个文化论坛,我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向分享我的想法。我们的论坛主题关于东西方文化融合与本土化,先从两个基本的看法出发,第一个,从19世纪以来,由于在东亚地区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发生了重要的逆转,东西关系发生重大的逆转,这次的变化一直延续在20世纪,导致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语汇和面貌发生了变化,我引用一位美国著名汉学家的说法,他说有两个阶段,一是语汇的变化,二是语言的变化。语汇的变化,包括中国文化里影响最大的,比如佛教进入中国,这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变化即便这么巨大,也没有达到19世纪到20世纪改变整个思维和语言等等,国家的形态等等,这是一个语言的变化,因为这个原因,由于在这个变化当中,西方处在强势的影响之下,因此东西问题一直成为19世纪以来反复出现的一个基本话题。

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可以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个挑战,我们到底怎么界定,一般来说,我们只是在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之下,由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大的历史变迁,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可以回过头重新描述语言的变化,我们逐渐发现语言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文化内部的变化,可以说19世纪到20世纪,在欧洲也许更早追溯到16世纪以后,整个世界性的语言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促进这个变化的要素不仅仅是西方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也包括它的反作用,尽管在当时强势很清楚,从晚清开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20世纪的辛亥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到改革,到了今天“一带一路”所有的变化,有位美国学者说了,我问了他,今天的概念不是完全后殖民了,他说对,我们可以改一个概念,原来是边缘中心,过去在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重新塑造世界的关系,使得我们有一个可能性,重新理解东西方的关系,因为西方的概念,西方人说什么是西方,没有这样的总体西方,总体西方描述的是19、20世纪独特的历史形式,真正进入西方,多样性是非常多的,比如中东欧国家,不但是非洲、拉丁美洲,连欧洲内部由于中国的介入而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相互影响关系。

在相互影响关系当中,什么东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除了20世纪的变迁运动当中,在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从战后逐渐发展到今天,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有两位欧洲的哲学家,他们曾经提过,在战后提过一个问题,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由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西方的海洋时代完成了,海洋正在内海化,海洋和内陆的分际越来越小了,我们讲“一带一路”、经济带、丝绸之路,这两个概念,包括欧亚大陆桥、几大经济走廊,路带廊桥的概念意味着16世纪以来的海洋时代的进程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80年代讲蓝色文明的象征性完全是在那个历史里的,这个终结是世界性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完成,不是海洋时代的终结,而是海洋时代的完成,使得跟内陆的分解逐渐变化,有了今天的交通、高科技的变化,使得整个世界一体化的过程非常之强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得我们重新自我认知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19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很大程度是在东西关系当中,西方是中国的镜子,西方也是中国的镜像,现代化的所有理解都从这里来,不仅仅是“一带一路”提出的问题,我们跟周边世界,我们跟非洲、拉丁美洲等所有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在大学工作,我们对这些世界是无知的,不说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连自己的周边,我们连中亚,我们连东南亚,我们连南亚,我们的理解都是不够的。不但不够,我们再回头自我理解,因为中国文明一定程度上跨文明的文明,因为有佛教,儒家是我们的政治文明,有佛教,伊斯兰文明也是内在于中国文明的文明,蒙古文明也是内在于中国的文明,不仅仅是外部。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教育和文化、思想讨论里,这些部分的缺失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在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二元论的框架确实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这是一个时代性的任务,在今天必须有一个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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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