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背后的公众思维

于中宁 2018-01-08 浏览:
《芳华》的作者真的相信一个团体会无差别的作恶吗?她自己的经历给予了她这样的经验吗?显然不是。她之所以一定要这样去写,不仅仅来源于她的艺术思维,还来源于她的宗教思维,她的信仰,而基础就是她的情绪。文艺作品也许不应该为自己的社会后果负责,但是社会也确实需要有一种东西来避免这种后果,这个东西就是大众理性。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大众理性,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

这或许也是编导想表现的一个社会矛盾。我们社会似乎离不开道德典型,否则也就不会不遗余力地树典型,然而生活中的道德典型在很多人眼里几乎成了异类,这个群体中没有几人活得轻松,甚至没有几人真正活出自己。这就涉及到我们社会的思考和追问,以树典型引领道德与西方社会通过宗教支持道德存在何种差异,我们既有的道德建设模式和路径还能不能继续,出路在哪里,这早就摆在面前,亟待解答。

何小萍一再受欺负让人心痛,而过山车般经历导致的精神失常,让我不忍直视她步出剧场后的独舞。何小萍这个小人物的人生让我产生刺痛感,未必不触动那一代人心中的痛。我入伍前有与何小萍相似的经历,也是有那么一天,我成了英模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先后四次以英模身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最具代表性的四次阅兵活动,全军仅我一人),这种变幻虽然未带来何小萍那样的精神崩溃,但确出现心理不适。小人物的艰辛与痛彻无法不让我泪流满面。

观察和分析何小萍的人生,或让善思者关注一个民族品格缺陷。因为官本位和等级制度,让所有人产生向上爬的动力,而每一个爬上去的人,几乎都会回头来俯视过去的同类或同一族群。因为俯视的心态,而不会产生怜悯,甚至还会在比自己更小的人物伤口上撒盐,以别人的痛苦满足自己不良的甚至扭曲的心理。今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民族人文品质塑造过程中,是不是应从中找到启发呢?我们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民族灵魂深处注入博爱的精神因子,这是一个道德话题,未必不是一个政治命题。只要直面和思考,即便没有结果,已经保证影片产生意义和价值。

……

关注了那些批评的声音,比较集中的一点是以政治正确批评电影给军队和政府抹黑。

其实政治不总正确。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长达五年多时间里,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人搞“三支两军”,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需要就是编制”的错误指导思想,军队快速膨胀。由此而来的问题几乎是灾难性的。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直击要害,军队的问题“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这就有了“百万大裁军”,有了《芳华》中的文工团裁撤。

真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用心去回忆,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判断,当时基层官兵的思想确实没有今天这样复杂,但政治不正确导致军队的优良作风被逆转,问题丛生,也是不争的事实。

以想当然批评《芳华》抹黑地方政府,更是南辕北辙。党伟大并不意味政府伟大,中央政府好也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同样好,尤其不意味着党内和政府内的每个成员都好。进一步说,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能保证处理好每个阶层在每个阶段的利益诉求。

事实上,自卫反击作战结束时,牺牲军人抚恤金顶不上老百姓被撞死一头牛的赔偿,地方拒绝接受伤残军人带有普遍性,即便接受后也往往轻慢,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流血又流泪”。所以,出现刘峰在海南被城管打的场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今天涉及复转军人的社会矛盾,许多就是那时所遗留。

冯小刚或许想告诉我们很多,但他未必能够告诉我们他想表达的那么多。但这已经够多,因为他带给我们无限的思考。对于芳华已逝的我们这一代人,从中获得那么多的感念,是近年来少有的。下来,一切要看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和价值观去发现,去感悟。

最后,忍不住作出一个假设,如果中国的影视界没有了张艺谋、冯小刚、姜文这样一小群导演,我们会不会只能观看政治正确的抗战神剧,或教人下跪当奴才的宫廷剧?亦未可知。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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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宁
于中宁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曾任金鸡奖评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