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景胜:《监察法》立法应立足反腐实践

吕景胜 2017-11-14 浏览:
笔者建议如果允许律师在这一阶段介入,必须构建防范律师泄密的措施条款,如明确规定律师会见嫌疑人时应有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场,严禁律师与当事人谈论案件的有关敏感信息和话题,即有可能造成更大损失,有可能阻碍侦查,有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继续实施串供、销毁证据、转移财产、通知同伙逃匿出境等敏感信息和话题,严禁律师带出有关案件的敏感信息和材料。人权是要保护,但不能借口人权保护干扰案件侦破、赃款追缴,给国家造成更大损失。这些年有些人假人权名义干了一些令人呵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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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景胜:《监察法》立法应立足反腐实践

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引发争论,许多意见专业、中肯、有建设性,但有些观点似乎有些固守现有格局、脱离实践、曲解草案、言过其实,不是从反腐改革实践出发,而是从抽象理念理论出发。

一、所谓监察法草案内容违宪。 法学界一些学者认为监察法草案所确立的监察权、监察机关目前无宪法根据。“在宪法修改之前,冒失地讨论《监察法》立法,有藐视宪法之嫌”“是法制的严重倒退”。这算多大的事?政治改革、社会变迁永远走在现行宪法法律前面,宪法法律永远滞后于政治改革、社会变迁。新改革引发旧法律的修改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常态,恪守旧法律拒绝改革人类社会如何进步与发展?旧有的制度、法律格局不该束缚、羁绊新的改革。

此次监察体制重大变革是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系统突破。过去纪委反腐缺法治;行政监察属于自体监督,内嵌于行政系统效果差;检察院反贪局是检察机关内部职能部门其地位和能力有限,反贪局长如果受到检察院长制约,反比自己级别高的政府官员显然有困难,且检察院反贪局职能属于事后监督、事后反腐,而反腐应该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反腐,这一重任现行检察院反贪局难以胜任,只有新设计的国家监察体制才能担纲。新国家监察体制就是一改过去反腐各自为政、资源分散、各有局限和短板的碎片化小格局,而重新聚合国家资源高屋建瓴构建反腐大格局、大框架、大未来。

习总说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话可不能机械理解,这里的“法”既包括旧法,也包括新法。30多年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都是试点先行,待经验成熟,改旧法立新法为进一步改革开拓通道。反腐意义有多重大?反腐事关亡党亡国、民族复兴,事关国之命脉问题,修改宪法必须且值得,修宪确认监察权、监察机关为国家权力、国家机关有什么难的?修改宪法比神州上天、蛟龙入海还难?反腐立法改革应从反腐鲜活实践出发,不可机械固守条条框框、现行陈旧法律。实践之树长青,理论要跟上时代步伐,宪法法律要前瞻性引导改革。

有观点说监察法立法不可急于上马至少等两年,修改宪法不该及时吗?此前为改革也多次修改过宪法,党的执政效率在如此重大国家民族利益面前修改宪法应该是扎实而高效的,目前宪法有关监察体制的空白不是阻碍监察法出台的理由。中国也不会像美国那样抱残守缺,活人被尿憋死,明明枪击血流满地,却偏偏政治正确对保护持枪的宪法条文说这是民主。宪法为国为民族所用,该修改就修改。

二、有关监察体制改革的中央精神和国家意志。习总2015年6月26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2016年1月,习总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要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监察对象要涵盖所有公务员。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习总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这既表明了中央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又明确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最新路线图。实行监察体制改革,设立监察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监察对象全覆盖,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国家顶层设计不可动摇的重大决策。当然,中央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待试点积累经验后再推广。

、监察机关与检查机关如何相处。就监察机关与检查机关关系问题,一篇发自刑法库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斗胆:监察法(草案)的15大问题!》认为,现行宪法、法律(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机关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草案规定,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应当征求监察委的意见。这明显违宪”,“架空检察权的独立行使”,“通观草案全文,过于强调司法机关对监察委的配合,反向制约远远不足”。

该文作者还认为可以监察机关可随意“抢案”,因监察法草案规定,被调查人既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又涉嫌其他违法犯罪的,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该条规定未区分违法犯罪的轻重,为监察委“抢案”留下了一个绝好的依据,可以随时从公安机关、甚至从审判庭 将“人犯”带走,理由是“涉嫌职务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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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景胜
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