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前,资本外逃是压垮形势的最后一根稻草

余永定 2017-05-16 浏览:
当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一国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时热钱就会迅速撤离,并引发本国资本的出走,形成资本外逃狂潮,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前,资本外逃是压垮形势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大倒退,甚至在一些国家引起政治动乱。

从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国际经济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东亚国家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不发达,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过高(over-banking);东亚国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存在严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亚洲国家开出的应对药方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等等。

在同意上述种种看法的同时我深切感受到在受到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下,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或经常项目逆差)(表序-1)。

金融危机前,资本外逃是压垮形势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融危机前,资本外逃是压垮形势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时,我还看到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几乎没有例外,资本外逃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储备货币发行国可能是例外。)

当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一国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时热钱就会迅速撤离,并引发本国资本的出走,形成资本外逃狂潮,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而,多年之后,一些泰国学者把当时的危机重新命名为“资本项目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尽管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程度与危机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中国却能成功抗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原因何在?关键就在于资本管制。当然,中国当时的国际收支顺差和一千亿外汇储备对遏制国际炒家攻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即便有一千亿外汇储备,如果没有资本管制的保护,中国恐怕也难逃一劫。 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使我坚信:“资本管制是中国金融稳定的最后的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守住了,中国绝对不会出事;这道防线守不住,那我们就有可能出事。而资本管制的彻底放弃,即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应该是我们所有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其他改革未完成之前绝对不能做这个事。当我们迈出这一步时,就意味着我们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结束。”(见《泰国货币危机与金融改革》;参见余永定:《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和中国经济》,《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8月;余永定:《见证失衡》,三联书店,2010年。)

许多人认为,因为拥有大量外汇储备,中国不怕国际炒家攻击。但问题是,中国的广义货币对GDP之比也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人民币存款总额数倍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据说中国储蓄存款集中度也非常高。如果此言不虚,一旦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存款搬家”(不是搬到中国股市,而是搬到外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将极为巨大。不仅如此,中国的FDI存量也是巨大的……外国人的钱总是要走的。即便本金不走,利润也是要走的。如果在某一年,由于某种原因,中国经济出了问题,而此时恰逢中国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或说资本管制已不复存在,那么在短期内就会有资金大量流出,人民币就会大幅贬值。如果人民币贬值,大家就会更迫切把人民币资产换成外汇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虽多恐怕也无济于事。(见《泰国货币危机与金融改革》;参见余永定:《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和中国经济》,《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8月;余永定:《见证失衡》,三联书店,2010年。)

有经济学家认为,不能仅仅强调资本项目自由化后居民资产分散化导致的资本外流,还应该考虑非居民资产分散化而导致的资本流入。问题是,资金的跨境流动是顺周期的。很难设想,当中国出现大量资本流出的时候,会有大量资本流入以抵消资本外流或外逃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冲击。

金融危机前,资本外逃是压垮形势的最后一根稻草

摘自《最后的屏障: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之辩》,余永定著,东方出版社。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来源 : 东方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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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