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欢故意伤害案”看法治理念异化的社会危害

去伪求真 2017-04-10 浏览:
“法治理念异化”并非单指同西方法律的接轨,而是特指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它既包含旧中国法制复辟,也包含现代资本主义法制入侵,其最终目标是彻底背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取消共产党对司法的领导,从法制上搞乱中国,为“颜色革命”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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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欢故意伤害案”看法治理念异化的社会危害

“于欢故意伤害案”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定于欢故意伤害罪名成立,一审判处于欢无期徒刑。这起市场经济环境下本属平常的因债务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致死人命案,从发案到一审宣判并未引起主流媒体和全国网民过多关注,但自从《南方周末》3月23日以《刺死辱母者》(南方周末记者王瑞锋)为题报道该案后,经南方周末上上下下一番巧舌如簧的取舍包装,立马引爆国内舆情,一时间群情激愤,各大网站、主流媒体、公知大V、爱国网民等等都纷纷跟进,或添油加醋,或冷静分析,或抨击司法,或揭露真相,其热度完全盖没了美韩布署萨德、云集大杀器的美韩军演和日本染指钓鱼岛插手南海等周边焦点。总之,无论“于欢故意伤害案”二审如何认定改判,《南方周末》都是最大的赢家,成功地将公众视线从美日韩诱导到国内个案,符合“南都集团”在舆情上“攘外必先安内”的谋略。

该案通过社会公众媒体和网络平台十余天的热炒后,已逐渐降温了。期间,笔者在对各方观点给予的适度关注中,总感觉有话想说,但因工作或杂事缠身,写了上面的开头更搁笔了。今天休息,思忖再三,决定还是提笔将个人想法写岀来,权当马后炮吧。

笔者想谈的不是“于欢故意伤害案”当事双方的子丑寅卯、是非曲直,这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公安厅已公开介入调查,咱们静候裁定。而是要通过该案着重谈谈法律精英们倡导的中国特色法治理念异化的社会危害性。这里所说的“法治理念异化”并非单指同西方法律的接轨,而是特指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它既包含旧中国法制复辟,也包含现代资本主义法制入侵,其最终目标是彻底背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取消共产党对司法的领导,从法制上搞乱中国,为“颜色革命”创造条件。

要谈清楚“法治理念异化”的危害,就有必要站在现行法律的角度厘清“于欢故意伤害案”中相关各方的法律责任。这是作为一名真正关心该案或中国法制改革进程的公民在经过一段激愤后,应冷静分析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死者杜志浩等讨账人的行为是否违法犯罪。

据媒体披露,杜志浩等找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恶讨的是高利贷,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高利贷属民间借贷的组成部分,不受刑事管辖,其高出国家规范的利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适用于“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属违法不犯罪的行为。因此,苏银霞找赵荣荣借高利贷后,虽然已经多次遭到以吴学占为首黑恶势力的逼债,连住房也被吴学占强占,但只要苏银霞不到法院起诉吴学占、赵荣荣,法律就无法主动制止或追究吴学占的恶意讨账行为,这无疑是吴学占等黑恶势力有恃无恐的主要原因。但在本案中,杜志浩等十余人为索取高利贷,对苏银霞等债务人先是实施跟踪监视,后又实施了限制人生自由和辱骂、殴打、侮辱等行为,且粗暴阻止苏银霞和于欢离开接待室同警察单独接触。这些行为符合《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属违法犯罪行为,也是血案发生的诱因。

其次,处警警察的作为是否失职、渎职。

根据公安民警接处警规范要求,民警接到110出警指令后,必须迅速安全到达指定现场,采取措施制止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维护现场秩序,保护现场人身、财产安全,通过报警人或目击证人核实情况,依法开展调查取证、搜集保全证据,果断处置群体事件。但是,对于合同、债务等经济纠纷的处警,公安部先后下发了《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以及《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三个文件,严格规范公安民警绝对不得直接越权介入合同、债务等经济纠纷,如果经调查证实纠纷双方存在其它违法犯罪事实应依法另行处理。在本案中,根据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采信的各方证词证实,派出所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先进接待室寻找报警人,在未见债务纠纷双方发生冲突且说辞不一的情况下,提出了“你们要账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的口头警告后,到接待室外面寻找报警人核实警情。因此,本案处警民警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接处警程序和规范的要求,不存在渎职现象。但是,三名处警警员在听到苏银霞控告对方打人后,没有留下一名警员在接待室现场监控保护人生安全,而是进行口头警告后全部离开接待室到外面调查情况,以至现场失控命案发生,所以,现场民警在处警过程中存在客观过失。

第三,被告于欢的伤害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有严格的界定,最普遍的解释就是“对等原则”,即侵害人用枪、刀、棒、砖石等器械实施不法侵害,受害人也只能相对应地用枪、刀、棒、砖石等器械进行防卫,而且一旦侵害人因故失去了凶器、停止侵害或反抗,受害人必须无条件停止防卫,否则就可能超过必要限度,被追究防卫过当,甚至故意伤害等刑事责任。在本案中,于欢在其母和自己受到恶意索债人杜志浩等的辱骂、殴打和侮辱时并未反抗,而当警察到达现场又去外面调查时,于欢欲随警察离开接待室但遭到了杜志浩等人的暴力阻挡,在生命安全尚未遭受严重威胁也未大声向外面警察求助的情况下,因一时激愤持刀连伤四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严重后果。所以依照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和认知,其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构成正当防卫,而且是否防卫过当也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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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