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伪求真:杂谈贺卫方与聂树斌案以及“疑罪从无”

去伪求真 2016-12-19 浏览:
自从王书金自认聂树斌案真凶后,十一年来聂树斌案一直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最高人民法院重审聂树斌案,是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纠正冤假错案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只能遵循社会主义法治原理实施,决不能照搬贺卫方等西化法律精英们推崇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否则就会犯颠覆性错误。

去伪求真:杂谈贺卫方与聂树斌案以及“疑罪从无”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再审公开终审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被执行死刑21年后,终于沉冤昭雪。目前,聂树斌的母亲已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1391万元的国家赔偿。

自从王书金自认聂树斌案真凶后,十一年来聂树斌案一直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早在2013年06月25日法律精英贺卫方在接受凤凰网电话釆访时就表示,“虽然说这并不能直接证明聂树斌本身是无辜的,但可以证明聂树斌可能是无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聂树斌案实际应该定为疑案。根据疑案从无原则,案件有巨大怀疑的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聂树斌案自然应该被宣布无罪的。”聂树斌改判无罪后,更是引起了人们对聂树斌案的聚焦,连日来热评如潮,无罪宣判当天,“人民网”《观点频道》刊发了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莫洪宪的《聂树斌案改判无罪的法治意义》一文,文章认为“‘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从公布的现有证据来看,既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改判无罪,为未来的司法活动提供了准则和标杆。”“聂案堪称我国刑事司法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的唯一理由(而非证据)就是“疑罪从无”。

笔者认为,把“疑罪从无”称为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和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有失偏颇,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中,“枉”和“纵”同属于冤错案件,“人权保障”对应的应该包括受害人和施害人双方的基本权益,而非施害人单方的疑罪从无,“人权保障”只有建立在惩恶扬善、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才能彰显社会正义。所以,“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决不放过一个坏人”即“不枉不纵”才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

所谓“疑罪从无”,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在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疑罪从无”源自古罗马法中的“罪案有疑,利归被告”原则,又称“有利被告原则”,是一种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个人利益而牺牲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或受害人合法利益的法律救济,其本质仍属预设立场的绝对推定,而非证据证明。这实际上是法律上的不作为,是一种封建落后的人治理念。在现在司法实践中因罪证不全而存疑的情况普遍存在,很多犯罪行为是在一对一单独状态下施行的,如果证据被毁,即使有受害人指控,但是犯罪嫌疑人在沉默权、亲亲相隐、疑罪从无等“人权保障”下,依然能合法地逍遥法外。比如小偷行窃后迅速转移了赃物,即使小偷被当场抓获,因赃物缺失只能在法律上“疑罪从无”予以放纵,其结果必然带来“警贼一家”的诟病。再比如强奸案中如果施暴方带着避孕套则没有精斑等证据,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必然得出“带套不算强奸”的荒谬判词,这难道不是对受害人的残酷?这又如何能让百姓对法律产生信任?这样的法律又有何正义可言?贺卫方等法律精英把“疑罪从无”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许任何特例存在,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通过法律西化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通过对罪犯的放纵导致犯罪率增高或造成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为“颜色革命”制造条件。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聂树斌案,从法律角度上说,那个被残暴强奸杀害的康某及其家人才是本案的绝对无辜受害者,但时至今日,又有哪位法律专家站在被害人的立场或角度说过话?湖北佘祥林和河南赵作海因所涉杀人案中被误认的受害人重新出现而作为错案平反赔偿理所应当,但当我们的法律精英在庆贺“正义的回归”时,案中的那具被害的尸体是谁,被谁所害却无人过问,这种“正义”完整吗?真正的司法正义应该是在纠正错案的同时启动案件再侦程序让真凶伏法,而不是单方面的错案平反或“疑罪从无”了事。只所以出现这种犯罪嫌疑人人权大于无辜受害人人权的法律怪象,关键在于执法理念的异化。贺卫方在接受《华商晨报》记者采访时,面对记者“防止刑讯逼供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的提问,曾咬牙切齿地表示“我觉得要付出一种代价,宁愿把一个实际犯罪的人放掉,也不容许用非法手段去惩罚犯罪”(见《贺卫方:我为什么揪住聂树斌案不放》)。我国刑事立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刑讯逼供”是一种执法中的过错或犯罪行为,自有法纪约束或惩罚。为防止执法过错而改变立法目的是典型的本末倒置。身为法律专家的贺卫方将放纵犯罪作为防止刑讯逼供的“代价”绝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典型的别有用心,其目的就是要破坏刑法功能、改变法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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