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原来“民国范”也是话语的政治

张慧瑜 2016-08-29 浏览:
最近几年,“民国范”已经成了文艺清新的典范。似乎,那真是最好的时代了。说历史讲历史,终究是当下的投射。已经过去的民国为何重提,民国是如此,抗日剧亦是如此。在精致的影视剧中,人民革命的历史观已经泯灭,而西方式的个人英雄、小确幸的精致生活方式被提倡。与政治无关的娱乐,其实充满了政治。张慧瑜对此有所点评。

张慧瑜:原来“民国范”也是话语的政治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大众文化的政治性,二是红色题材影视剧与主流价值观的融合,三是以《北平无战事》为例来谈历史观问题。

大众文化:去政治化的政治

第一是大众文化的政治。从80年代开始,以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等为代表的港台大众文化开始进入内地,尽管这些“靡靡之音”不时被指责为黄色文化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体现,但并没有阻止这股南来的清新之风刮遍大江南北。90年代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化改革的展开,新兴都市媒体成为大众文化全面勃兴的平台。与此同时,这种市场化的媒体也被给予一种代表公众利益的、自由而独立的公共空间。新世纪以来在文化产业化改革的背景下,市场化成为文化生产的主流逻辑:一方面,文化事业单位逐步向公司化、集团化转型;另一方面,如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等文化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文化创意产业也成为后工业大都市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

大众文化在内地的兴起有着清晰的文化地理学传播路径,80年代的港台文化深受日本文化影响,而日本文化又受到“二战”后以好莱坞电影、摇滚乐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的影响。如果考虑到80年代日本影视剧传入中国以及90年代好莱坞以分账大片的模式重新回到内地,这些曾经作为“冷战”对立面的文化形式,反而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种50-70年代形成的依靠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工农兵文艺,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支配下的大众文化工业。

大众文化本身是一种很特殊的文艺形态,大众文化是商业文化,依靠现代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原则组织生产和消费,大众文化背后有一套文化工业系统来支撑。大众文化的“政治”是一种非宣传的、非强制的、去政治化的文化,大众文化往往看起来没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讲述的都是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的故事;但这本身也是一种软政治、软价值观的表达,这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是一种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和消音器,对于成熟或正常的大众文化来说,其大众应该就是一个国家、社会里面的大多数人;大众文化一方面要触及到大多数人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又要巧妙地转移、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和困境,这就使得大众文化呈现出两幅面孔,很敏锐又很保守。大众文化总体上认同于现有秩序和制度,但又擅长与时俱进和捕风捉影,大众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此,既能润物细无声又是一个可以妥协和弹性、多元的空间。正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具有这种特点,西方左翼学者经常用争夺文化领导权,进行文化游击战的说法来描述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相对之下,中国的大众文化有一些“中国特色”。首先,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兴起与改革开放、“告别革命”有重要关系,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取代了体制化的工农兵文艺,这使得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大众文化寄予“厚望”,认为大众文化是解构政治文化的“进步”力量,对通俗文化、通俗文艺也抱有肯定的态度。其次,90年代随着文化的商品化、市场化,包括都市报、电视等媒体在内的大众文化开始发挥着重塑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出现了一种以反体制为核心的新主流认同。再者,从工农兵文艺变成市场化的大众文化,也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组成部分,这些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正是在市场化转型中浮现出来的都市小资、中产主体,而工农兵等弱势群体也被放逐到大众文化的边缘位置。再次,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化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主旋律,尤其是文化产业在后工业产业结构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有力地介入到文化生产之中。

电视剧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是负载当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媒介,一部或一系列热播剧往往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密切关系,而针对以热播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研究,也成为了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化晴雨表。

抗日剧:市场价值与革命文化的奇幻结合

第二是红色题材影视剧与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融合。在国产剧的类型中,红色题材影视剧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这种剧既承担着在后革命时代重新讲述革命历史的任务,又具有把红色价值观改造为与改革开放的主流逻辑相契合的功能。这样的双重角色使得红剧不只需要正面讲述红色革命历史,更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红剧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前30年革命历史叙述与后30年代改革开放历史的最大公约数,这就要求红剧在重述革命文化的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同当下社会保持有效互动。因此,红剧在八九十年代的失效和新世纪以来的重新流行,就成为了反思新时期主流价值观建构的重要文化症候。

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并没有主旋律和红色影视剧的说法。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转折是通过文化伤痕和历史反思运动来完成的,曾经作为新中国确立合法性的“红色历史”不再是历史进步和真理的叙述,而是暴力、谎言和迫害的记忆。这不仅使80年代的红色记忆变成负面的,充满血污的噩梦,而且使执政党陷入合法性危机。在这种背景下,1987年初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两个月后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出现了“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说法,国家以资金和政策扶持的方式鼓励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这就是“主旋律”的由来。9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随之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国家把50-70年代的革命作品命名为“红色经典”,放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二是在市场化的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对红色故事、红色旅游的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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