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警惕西方的“精神殖民”

郑若麟 2016-01-26 浏览:
中国被西方精神殖民的现象,触目惊心。“精神殖民”中国方法有三:用新闻报道来解释(虚构)你的现实,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幻想),用电影来定位(虚无)你的历史。当下中国的新闻、广告和电影,都有着强大的为西方洗脑中国的功能。

郑若麟:警惕西方的“精神殖民”

法国巴黎春节彩妆游行中的中国女孩

 

郑若麟:警惕西方的“精神殖民”

电影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工具,图为《美国往事》电影海报。

 

很多人将今天我们国家存在的所有令人缺憾的事,都寄托在“西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全盘“西化”之后,一切难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他们听不得或者拒绝一切有关西方的负面消息。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对这样的现象早已熟视无睹:

有一次我进入一家大型商场。我惊讶地发现,一眼望去,竟看不到一家用中文标明店名的店铺。我们想买房子,到市场上一打听,不是“牛津花园”、就是“剑桥小镇”,再不然就是“拉菲水岸”……打开电视,跳进眼帘的是头发染成金色的节目主持人。朋友间谈起来,成功的标志往往就是某某某移民国外。

我曾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法国某个社会现象颇有微词。结果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别再整天批评西方了? 你把西方说得那么不堪,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他回答:“是事实也最好不要说了。”我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竟然成了我们的希望。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想法在我们的同胞中间还是有相当市场的。很多人将今天我们国家存在的所有令人缺憾的事,都寄托在“西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全盘“西化”之后,一切难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他们听不得或者拒绝一切有关西方的负面消息。

这就是我要剖析的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病症”。

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并非偶然。首先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出现了偏差。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来到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而人民币与法国法郎的兑换率是1.2:1。一法郎可以兑换一元二角人民币。我到法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法国的最低平均工资是4400多法郎。也就是说,一个在法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的最低工资也可以拿到5000多人民币。而我作为一个中国社会收入并不低的阶层,我的工资仅仅相当于47法郎! 我在巴黎到处看到日本电器产品的广告,于是就起了一个念头,想找一件“中国制造”。我把巴黎几大商场翻了一个遍,最后才在春天百货商店里找到一件“中国制造”:是上海生产的一个小玩具钢琴。价格正好是47法郎。这一事实对我的冲击和震撼,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向西方学习”为己任,包括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知道,西方有一个传统来自于《圣经》: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也就是说,他们言行并不一致。他们并不想告诉我们他们强大的真实方法。相反,他们告诉了我们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但是,我们当时是那么着急地想复兴国家,一些人于是忘记了祖先“听其言、观其行”的教诲,囫囵吞枣地将西方告诉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全盘照收。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很多“专家”,实际上是背诵西方文献水平最高的人。他们并不了解现实中的西方,而把西方告诉我们的书本上、理念上的、传说中的西方,当成了西方的现实。他们背诵西方文献的“水平”是如此之高、对背诵本身是如此地热忱,甚至于当中国的现实与西方理论不符时,他们也不认为是西方理论有偏差、有局限,相反认为是中国的现实不对! 结果他们受到西方的热烈追捧,因为他们在为西方代言,在为西方洗我们的脑子。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第一是自认征服者为我们的精神主人;第二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我们的权力;第三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

自认征服者为精神主人,相对而言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不知从何时起,评价我们电影水平的,不再是我们的票房,不再是我们的金鸡奖、百花奖,而是奥斯卡奖,是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一部票房成功的中国电影,要是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在我们一些影评人口中,便是“进不了奥斯卡殿堂的低劣之作”;而当一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作品在中国票房惨淡的时候,一些影评人又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怎么这么差,竟不懂欣赏高水平的文艺片?”我曾遇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谈到普利策奖时,有听众不知,便问是什么奖;我的一位中国同行居然这样回答:普利策是咱们新闻界的最高奖!“咱们新闻界”?还是“最高奖”?如果这不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话,那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形容了。

来源 :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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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高级记者、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