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妖魔化污名化铁幕——延安时期我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

张俊国 2020-05-13 浏览: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迫于战争环境的残酷以及开创立身之本的革命根据地的迫切需要,虽然也认识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和宣传限制问题,但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的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以挽救党在国统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

打破妖魔化污名化铁幕——延安时期我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

1944年8月中旬,外国记者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等前往晋绥解放区考察和采访。(左起)爱泼斯坦、武道、福尔曼在晋西北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便实行严厉的宣传封锁政策,把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政治声音压制到最低点,对共产党进行了歪曲的宣传及宣传的限制,以期造成一党独尊、一己独大的局面。

就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而言,国民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就是“贿赂”“侵吞公款”“焚烧”“奸淫”“杀戮”“卖淫”“吸毒”“高利贷”“赤匪”“共产共妻”等的代名词。当时,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全世界人民都对“红色中国的情况”充满着神秘感。可以想象出来,在国民党这样大肆歪曲宣传的情况之下,对于红色中国的状况,不用说西方人知之甚少,就连很多中国人恐怕也知之不多。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之时,针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及外界并不了解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种种误解,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政策。他指出,

【“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

针对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迫于战争环境的残酷以及开创立身之本的革命根据地的迫切需要,虽然也认识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和宣传限制问题,但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的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以挽救党在国统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

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时期,党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样的宣传平台,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党的宣言、党的决议案、党的告民众书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战争所取得的战绩的宣传力度,并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所施行的德政、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等学校教育的进步事迹等在该报尽量发表,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行径、英美等国实行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及国民党保甲制度施行的黑暗、国统区青年运动垄断的不公、抗战书报禁止之无谓、救亡团体封闭之失策和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内幕之黑暗、军队中下级军官枪毙壮丁、某些地方政府屠杀抗日分子等尽情予以揭露。这对读者辨别是非,判断国民党、共产党孰好孰坏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针对国民党的宣传限制政策,探索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种增强宣传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权威”,以求“客观”效果;与其它报纸配合;巧设修辞,另一方面则想出种种对付检查的办法,包括推迟送检、暴检(包括留白、开天窗、直接刊登启事)、不遵检、不送检、暗度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间的矛盾等。

改变对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已经认识到打破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党认为,在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要想树立起自己正面的国际形象,就必须尽快物色一些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到边区进行采访和报道,以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通过这样的外国记者的努力宣告于世。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之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天通过上海地下党准备找到这样一位理想的外国人。最后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和协调,选定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最佳人选。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和陕甘宁边区。在这里,他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等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军队将领等的个人经历及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更与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民众进行了密切的接触。采访结束以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一开篇就指出:

来源 :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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