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邓小平关于“政治谣言”讲话的来龙去脉

胡新民 2020-02-25 浏览: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对包括“政治谣言”在内的种种情况,进行了性质区分:“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邓小平还警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

【本文为作者胡新民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胡新民:邓小平关于“政治谣言”讲话的来龙去脉

前些天,网上流传一张邓小平头像的图片,旁边配有这样的文字:

【“邓小平论小道消息和谣言
“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这段话来自于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关于“政治谣言”的内容,首先完整地把这两段话摘录如下:

【“前几天对天an门shi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这两段话显然比前面配图的文字包含的信息量要大得多。特别在这两段话中都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作为标杆。

如何理解邓小平这次关于“政治谣言”的讲话,不妨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批转过一起关于“政治谣言”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

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下到部队农场,1970年入党。1973年复员到北京当工人。1977年1月,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将强烈呼吁为天an门shi件平反、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的标语,贴到了新华门、天安门、王府井、三座门等地。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月28日,北京市委上报给中共中央。在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得平反。此后,他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所。

全国在贯彻五号、六号文件中,逮捕了一批人。1977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几天,12月29日,党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全文批复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写道:“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说,粉碎‘四人帮’后,陆续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第173页)该书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以及对“拨乱反正”起到的重要影响,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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