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毛泽东对中国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江宇 2019-12-26 浏览: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马克思到列宁探索的基础上,对国家治理进行了探索,形成了独创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包括:建设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实现人民真正的联合;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承认和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又要引导和限制;通过发展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走群众路线,防止国家异化变质;社会主义国家要掌握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等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江宇:毛泽东对中国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课题,也是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课题。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和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既避免了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国家能力软弱涣散,也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国家政权变异变质,形成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贡献。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的由来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工人阶级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上升为统治阶级,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消亡,社会成为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消亡不会马上开始,而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才能获得对资产阶级的优势。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做出回答。马克思描绘了此岸(资本主义)和彼岸(共产主义)的景象,但没有回答“桥在哪里”。列宁对这个问题开了个头,建了一个“桥头堡”,但也没有给出应该怎样修这座桥。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没解决好国家治理的问题。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在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等方面也比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初期有很大进步。但苏联并没有善始善终,而是在其国力达到顶峰之后亡党亡国,其失败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逐步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宗旨意识逐步淡化,脱离了人民群众。苏联没有回答好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立一套成熟稳定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苏联的教训表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决不是一劳永逸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异化。有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生产关系已经有很显著的资本主义特征,

【“苏联在(企业)管理上专制或民主的程度、共同协商和参与的程度,以及工人罢工或辞职的自由。如果从这些方面看,苏联工人要比英国工人更‘无产阶级化’”[1]。】

这表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固然消除了私有制下的劳资对立,为消灭剥削压迫开辟了道路,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如何建立一套成熟定型的制度,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始终高扬理想信念、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代表劳动者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又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旧中国的发展,既受到内部封建势力和小农经济制约,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世界体系的抑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往往是和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诉求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国家治理问题更加复杂:第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既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分(反封建)、又有民族革命的成分(反帝),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究竟走到哪一步?不同力量可能提出不同主张。第二,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还不得不接受甚至主动采用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具体手段发展经济,社会上小农意识和小生产者意识残留,容易对资本主义抱有幻觉和幻想,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缺乏认识,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既完成“生产力补课”的任务,又坚持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中,无论是集中资源搞建设还是维护国家安全,客观上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这也是很多非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选择。而国家政权越强,也意味着异化之后导致的危险越大。因此,必须面对“强化国家能力”和“防止国家异化”这个两难选择。这些问题,最终都要反映到国家治理上。

二、毛泽东的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开始。我们认为,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最具独创性的有以下几点。

(一)只有建设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才能实现人民真正的联合,把社会组织起来

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近年一些理论把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新中国建立了“全能国家”,挤压了社会活力,应该限制国家权力、搞“小政府”,实行“社会自治”,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不全面。毛泽东年轻时也相信过这类观点,主张无政府主义、各省自决。但历史的进程表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一盘散沙,民众不可能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反而只会为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利用。为了真正的“民众大联合”,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政权。

如何把基层组织起来,是中国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的特点是一盘散沙,皇权不下县,主要依靠乡绅治理基层,国家以轻徭薄赋、居敬行简作为最高目标。这固然有利于稳定,但也造成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能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国家的需要。近代以来,工商资本对乡村造成冲击,加剧了农村一盘散沙的结构,封建社会本就周期性出现的高利贷和土地分利集团同官僚、买办资本结合起来,对农民的盘剥更加严重,更加阻碍了有限资源集中到实业部门。尽管当时也有一批进步人士希望通过合作化、乡村建设等改良手段把基层组织起来,但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保护小农利益、遏制利益集团,那么一切改良措施最终都会沦为利益集团剥削农民的新工具,薛暮桥就指出,本来旨在保护农民的合作社,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权支持,反而和银行资本、地主豪绅联合起来,用高利转借给贫苦农民,成为剥夺农民的工具[2]。

来源 : 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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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