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到1949年,“流氓”治理乡村?——评梁宏达的一个奇谈怪论

千钧棒 2019-11-09 浏览:
这些年来,国内的自由派公知尤其是前朝遗老遗少没少为历史上的地主翻案,不但通过以偏概全的手法美化地主,同时还以小见大,否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土改。而梁宏达则通过曲笔把共产党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农村干部全部咒骂成“流氓”,由此可见他的爱憎何等分明!梁宏达之所以罔顾事实,信口开河,完全是出于其政治立场,而且这种谎言现在只能是忽悠自由派自己,由于他们常常充当反面教员,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鬼话了,但是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我们还是有必要还原历史事实,讲清楚道理,以正视听。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等反革命势力对武汉地区加紧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逐渐由动摇走向反动。1927年4月,汪精卫提出制裁所谓“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一切言论行动。5月,武汉政府连续发出通告、训令,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禁止工会、农会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财产,保护公正绅耆,保护军人田产。指责农民协会幼稚过当骚扰后方,挠动人心。下令解散湖北黄岗、黄陂两县的农民协会。在汪精卫的怂恿下,5月17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鄂南叛变。

5 月21 日,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5月29日、6月5日,江西省长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共产党人“遣送出境”。湘鄂赣地区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破坏革命组织,杀害革命群众。6 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发来的紧急指示不向中共中央传达,直接拿给汪精卫,汪即以此作为“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召集武汉地区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策划反共办法。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举行徐州会议,密谋“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在革命的紧急关头,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继续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下令制止农民没收地主土地,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企图用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致使汪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问题。在未开会以前,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随后,反动军队封闭了工会、农会和所有革命团体。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蒋介石清党汪精卫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遭到失败。国民党由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变为代表地主买办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国民政府由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变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制政权。

在1927年之前,农民协会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简称农会或农协。1922年到1925年,彭湃、毛泽东等在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发动了农民斗争,成立了农民协会,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带有建立革命政权性质的口号。在农民运动中,地主,土豪,劣绅,被打倒,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湖南,农会的人不到场,一切事情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领导一切,封建势力被极大地遏制。

梁宏达所说的赶走乡绅以后流氓管理乡村,实际上是诬称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民协会是流氓管理乡村。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是国共两党共同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的话,那么从1927年开始,这就仅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单独提出的口号。

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1937年)是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因为它的核心内容是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方法是毛主席提出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目的是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在这一时期的土地革命,同时配合着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这都是围绕着封建制度下的土地而进行的,至于用革命来定义,是因为此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的性质——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翻天覆地的。

从192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根据地建立了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实行对乡村的管理,梁宏达称流氓管理乡村的情况到1949年才终止,实际上是说,把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党组织和政权组织说成是流氓。因为在国统区,实行的仍然是所谓的乡绅管理乡村,按照梁宏达的标准,虽然他策略性地表面上一下子把国共两党都提到,其实他口头上所说的“流氓”是单独对中共在乡村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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