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辽关系被热捧说起——兼议关于“澶渊之盟”的历史评价

张志坤 2019-11-04 浏览:
当今中国不该也不能学习赵宋,尤其不能以赵宋王朝为榜样处理对外战略关系。这里面的理由与原因很多,最根本一条,中国发展崛起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要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在走一条历史的上坡路,而不是像宋朝那样,由盛到衰,滑向历史的下坡。

宋辽双方在澶渊城下先后发生几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然后开始媾和,主要原因是大宋的决策者抗战的意志很薄弱,急于求和。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概括起来有三点:

其一,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即两国在政治上平等,维持一种必要的政治面子;

其二,大宋每年向辽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其三,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直到今天还为一些中国人所歌颂并拿来说事的“澶渊之盟”。

从上述基本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澶渊之盟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道”,而是大宋王朝在军事上无能为力、难以抗衡契丹辽国的战略进攻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大宋王朝本来对契丹辽国贯彻进攻路线,指望通过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收复国土,实现统一,但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大宋看起来像庞然大物,其实难堪,军事战略能力实际上很低劣,因而不但这样的目标未能达成,反在辽国的军事进攻下张皇失措、被动挨打。据历史所载,闻听辽国大军横扫黄河以北的消息,宋真宗本来准备弃开封城而逃跑,要迁都西安躲避契丹兵峰,只是在宰相寇准的强力劝谏下,才勉强来到澶渊,而且即便他来了,也并未下定战场较量的决心,只不过露露脸、鼓舞一番士气而已,其实就是装装样子。真正让入侵辽军感到畏惧难办的是河北、山东地区广大人民的反抗反击,弄得辽军十分被动,难以在宋朝境内持久立足,以至于澶渊城下的对峙出现一种滑稽的战场平衡——宋军无力反击,辽军无力攻城。于是大宋王朝积极“议和”,朝廷的谈判代表在前往辽军大营前询问宋真宗赵恒谈判底线,赵恒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万亦可。”也就是说,赵家王朝原本准备不惜出大血本求和,只是由于谈判代表力争,最后以“三十万”了账,由此可见,澶渊之盟哪里有什么“大道”?还什么“低回”,简直都窝囊废到家了。

二、大宋王朝遭遇政治与战略双重失败

上述宋辽之间所缔结的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并非什么宋辽两国的“共赢”,更不是什么给大宋发展提供了百年“和平机遇”,它是大宋王朝遭遇政治与战略双重失败的标志,以此为标志,开启了两宋“积贫积弱”的历史进程。

第一,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下之盟,是民族与历史的双重屈辱

在北宋澶渊之盟以前,中国历史上民族间带有屈辱色彩的求和妥协一般是“和亲”(笔者这里所指的战败求和之后被迫的“和亲”,不是民族间平等交流的“和亲”,譬如白登之围后的“和亲”等),当然,“和亲”也往往与“互市”相伴生。“和亲”的办法比较单纯,基本上不涉及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不连带经济利益的输送,而且历史上的“和亲”一般也只能暂时解除战争威胁,短时间平静之后,往往还要爆发更大规模乃至更加残酷的战争。说得直白一点,被迫“和亲”虽然难堪,但毕竟只是“一个女人”的事情,牵涉面不大,波及到的问题不深。

但“澶渊之盟”所开启的经济输贡模式则相当屈辱、非常有害。

从屈辱的意义上说,辽国之所以答应以这种“岁币”的方式中止对宋的攻伐,基本原因是由此所得甚至大于战争所得,即辽国军队通过入侵掳掠而来的东西也不会比这样得到的更多。其实,契丹并没有多少人口,每年固定的“银十万,绢二十万”足以提供这个游牧朝廷的大部分消耗;

从有害的角度看,这一巨大的经济负担无疑要转嫁到大宋普通百姓的头上,成为大宋财政无法止血的伤口。

“澶渊之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城下之盟,对民心士气都是沉重的打击。即便是当时,这样屈辱的协议也并不为子民所认可认同,有人曾直接干脆地对宋真宗说“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则写诗辛辣讽刺,“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宋神宗更是对其先人的此等做法不以为然,他说,

【“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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