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这位曾拒绝诺贝尔奖的法国哲学家是如何评价新中国的?

让·保罗·萨特 2019-10-08 浏览:
今天,中国还是贫困的,而使我们深刻感动的,就是那些贫穷人们的互助。必须向苍蝇进行斗争,向老鼠进行斗争,向细菌进行斗争,向水灾或干旱进行斗争。每一次斗争都是象十字军一样,全体群众都动员起来了,而它的成就不仅是消灭了一亿两千万只老鼠,而是友谊在亿万人民当中建立起来了。我非常钦佩在你们的国家里,群众不断地自己影响自己,并且通过一种互相推动而得到解放,这种互相推动不断地使每一个人和大家都更加密切起来。你们还缺少学校。但这并没有关系,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可以去教另一个中国人。这就是说,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将成为另一个中国人的朋友。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最严格的必要,同时又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合乎人情的关系。对我说来——同时我相信对大多数来中国访问的人也是如此——使我感动得最深刻的就是新中国的这种双重面貌。
【原编者按】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了正蓬勃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成立6周年的庆典。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萨特《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萨特盛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肯定了新中国建设的成就。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代表了人类一种新的希望,即渴望摆脱资本主义的权,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平等的社会,西方对此存在严重的偏见和敌意。而萨特则对新中国报以不带偏见的理解和支持,认识到“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看到了中国人改造现实真切的热情,把握到中国人这种热情后面的精神脉。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日第3版。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证。

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一些法国朋友们从中国回到法国后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个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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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

我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上和某些市区里已经变了样子:有一些房子已经完工,另外一些又在动工。象我这样一个人来到这样一个国家住了四十五天,而这个国家的历史是那么样的丰富,它当前的情况又是那么样富有活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只有不讲话。可是,我的中国朋友们却要我谈谈对于中国的感想。我认为他们想知道的是,那一些事情引起了一个最不了解情况的旅客的注意。既然是这样的话,不了解情况倒变成了一种优点,而初步的印象也许会包含一些真理。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中国已经显示了它的无所不包的容貌。至于一些特定的真理,那是下一步专家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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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北京东直门城楼

正如你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首先令人吃惊的是你们任务的巨大。在几年以前,照你们的说法,你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好些地区,你们农民的生活还和一千年以前没有多大区别。你们现在决定用五十年的时间,来追上一千年的历史,把你们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彻底改变。关于这一事业的伟大性,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可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到你们这里,参观了东北的大工厂,在归途走过你们的农村,在同一天里面,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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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普通农村生活

这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使人得到的一种最肤浅和最仓促的观感。一开始,人们就看得到你们事业的多种多样性:中国必定要能够自己制造飞机、载重汽车、拖拉机,但也必定要扫除文盲,同时作家也必定要改造自己,然后改造他们的作品,以便适应新的公众的需要。但是,只要对你们的各种问题做了稍为深入一些的考虑,特别是,只要听到你们专家的谈话,人们就会发现,你们的一切任务都是互相联系着的,都是彼此锲合着的,好象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任何后果都会反映到原因上来,使原因再起变化。不错,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使农民得到拖拉机来完成农业集体化。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集体化运动不从今天起就在农村中大规模发展起来,那末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在完全另外一个领域内,你们想用音符来代替汉字,以便简化汉文的学习,并且在借用或制定新的技术名词时获得便利。这样一来,文字的改革就更可以为生产服务了。然而,反过来说,发音的统一是文字改革的先决条件,而发音的统一又大部分要依靠交通:如公路、铁路、车辆等等,总而言之,工业生产又反过来变成文字改革的必要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如果你们不耐心地帮助一个外国人来了解的话,那末,他看到了你们一切事业的错综关系,也许会弄得迷失路途,白白地转起圈子来。过了几天,一个外国人所感到惊讶的,将是你们的远见。他很快就会察觉到,你们的政府不但不把这种错综的关系看做是额外的困难,而且还把它当做是达到目的的最可靠的方法。你们的综合精神和辩证精神总是全面地来处理问题。你们决不肯孤立地对待问题,你们总是把你们整个社会最不相同的现象结合起来看的。在听你们谈话的时候,人们终于会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特定部门的进步,怎样会促进其他一切部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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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康藏公路修通到西藏昌都地区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请你们相信吧,我们这些欧洲人也曾读过许多有关新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但是,这些作家都是你们的朋友,究竟应该采取些什么办法并不需要他们来决定,所以他们往往不由自主地有一种倾向,即强调你们前进的道路上那些象里程碑似的困难。他们担心地说:

【“不过,文字是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发生联系作用的呀。假如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把文字拉丁化起来,那末,中国的北部同南部,东部同西部的文化联系,就会受到破坏的呀。”】
来源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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