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侵略不是关东军少数人的行为而是日本国家行为

叶劲松 2019-09-18 浏览:
日本天皇表彰了参与具体策划九一八事件的板垣征四郎(文贝称九一八“事件是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人为核心策划的”)。而“‘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获得大量的奖赏并被日本本土看作是英雄使得当时海军眼红”,则更是表明日本统治集团高度评价日本关东军实施的“九一八事变”。这里日本统治集团并未将此事看作关东军几个少壮派军官的犯上擅自行为,而是认为关东军侵略是在实施英勇并正确的行为而予“表彰”和“大量的奖赏”。

【本文为作者叶劲松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九一八侵略不是关东军少数人的行为而是日本国家行为

2015年6月5日,看到一篇名为《文贝:“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当时政府高层的共识》的文章。文贝文总体较好,但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产生,文贝着力表述是几个日本关东家中级军官“策划”的。文贝这种表述是沿用最近些年常见的说法,既不符历史事实,政治上也是极其有害的。这种有害性首先表现为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似乎不是日本国家行为,而只是日本在某地驻军(关东军)的几个中级军官“策划”的,是个别中级军官的行为。日本可借此说九一八事变只是地方冲突,不是日本国家意志表现,不是日本有意发动,不是日本国家对中国的侵略。

文贝对九一八事变的产生有如下讲述:

【“据后来揭露,此次事件是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人为核心策划的”。
“事变发生后的9月19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日本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的命令。”
“关东军的军官们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一郎也违令准备派出3万驻朝军队增援关东军。”】

在文贝的上述讲述中,似乎不仅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某地驻军(关东军)的几个中级军官瞒着日本政府和军队首脑机“策划”的,其实施也是关东军这地方驻军私下实施,是日本的政府和军队首脑机关不允许的,日本政府和军队首脑机关还对关东军的侵略是制止的。按这讲述,似乎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扩大侵略不是日本国家行为,日本国家似乎反对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这种讲述严重不符历史事实,客观上是对日本的政府和军队首脑机关的粉饰(虽然文贝主观上沒有这种意图),政治上是极其有害。

文贝认为日本政府对九一八事变有责任的讲述是: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对中国的图谋早在1931年6月《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明确,即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只是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但在这里文贝也有严重错误,1931年时东条英机只是中级军官,不是内阁阁员,更谈不上当时有“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东条英机履历,

【“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 《时刻关注》编委会编. 大审判 正义的审判和复仇的绳索在人性心底 这是无可逃脱的[M]. 2016,P161)】

1941年年末的“珍珠港事件”前,才产生了日本东条英机内阁。而且,并不是如文贝所说: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按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法,日本军部事前将一些侵华最积极的少壮派军官

【“调充关东军(配置于关东州和满铁沿线的日军)的参谋等职,担任放火的角色。他们(即军部派到关东军去的少壮派军官们——叶注)认为燃起侵略的凶焰是自己的任务,与盘踞中央要职的伙伴们同谋,计划挑起战争”(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279页)。】

井上清说法与文贝完全不同,在这里,井上清将日本军部要求和具体实施这种要求的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关系,讲述得很清楚:日本军部高官和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间是指使和具体拟计划的“同谋”伙伴关系。最近些年常见的说法都是只聚焦关东军的几个少壮派军官,忽视了从历史大环境和日本几十年的一贯对华侵略行为出发来讲述,掩盖了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责任。因此这种讲述是很错误的。

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 《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则更为详细表述了九一八前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分工并共同谋划侵略东北具体计划的事实。《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写道:

【“(1931年)4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他提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强调占领满蒙地区‘不只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会上说:‘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6月19日,日军制订《对满蒙方策》。然后,在参谋部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经反复研究,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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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