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帝国的道义:“不平等条约”背后的真相

刘禾 2019-07-30 浏览:
中英两次鸦片战争谈判期间,英国人名为要求“平等”,实质上是要求大英帝国对于大清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饱受争议的“夷”字,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殖民话语逻辑的要害。对于“文明人”来说,谁是真正的“野蛮人”?如何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充满了各种焦虑和不确定因素。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当殖民者言说中的barbarian开始渗透汉语的那一刻,就必然造成伤害和逆转,甚至出现认知对象被颠覆的危险。从这种意义上说,“平等”话语的殖民性在中英《天津条约》对“夷”字的禁用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它也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法律依据之一。

梅里韦尔所说的民族尊严和种族优越,自然不是空洞无所指的,它建筑在英国与其殖民地属民和外国人日常交往的基础之上,具有明确的官方政策的含义。比如,维多利亚女王在1841年1月26日在给上、下两院的讲话中,如此重申英国的官方政策:“鉴于有必要向支那沿海派驻军舰和军队,有必要对支那皇帝的官员对我臣民的伤害以及对一位皇家代表的侮辱进行索赔,我特此委任几位全权公使与支那政府接洽相关事宜。”维多利亚女王这里所说的伤害和侮辱包括我在上面提到的文书交往形式和尊称的问题。

除了梅里韦尔那样的官方立场,19世纪的英国大众文化对此也有充分的表达。穆雷特·艾理斯(T. Mullet Ellis)在一本名为 《神仙们的爱好》的儿童读物中,为我们勾绘了各国朝拜维多利亚女王的朝贡图:

【来自远东地区的国王们,[印度]高尔贡达的王子们,塞林伽巴丹的君主们,帝王,摩洛哥的皇帝,西藏达赖喇嘛和菲菲佛夫的喇嘛,所有这些人都光着膝盖匍匐前行,拜倒在女王的宝座前,他们背上扛着大袋的珠宝,口袋中还有给女王的特别的礼物。她拥有所有这些价值连城的礼物,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金条,来自澳大利亚这块富饶土地的满载着金矿的船只。女王的宝库了堆满了金锭以及大量珍贵的宝石。】

从生动的文字描述到1872年的那幅描绘缅甸公使双膝跪地向女王献礼的画(见图示),在我们眼前展现出的帝国梦与平等无关,而表达了另一种愿望。从孩童时代起,英国人就被灌输了大量的关于财富和种族特权的梦想,他们期待其他的种族,尤其是这些种族的国王和皇帝,向大英帝国进献宝物,表示恭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爵士(Lord Macartney)在进谏乾隆皇帝时,要不要履行“叩拜礼”的细节变得那么重要,困扰了英国人几乎两个世纪;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英国官方本来就不打算平等地对待清政府的官员。

刘禾|帝国的道义:“不平等条约”背后的真相

图示. W. B. Wallen《女王接见缅甸使节》(1872)

还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1842年8月在“皋华丽”(Cornwallis)号战舰正式签署南京条约。在这之前的九天前,英国正翻译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事先通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及其随从,告之按英国礼节,“皋华丽”战舰要向尊贵的客人鸣炮致敬,客人级别越高,鸣炮次数越多,最多为23响(详见张喜《抚夷日记》,5:390;鸣炮21响可能被误记为23响)。签约这一天,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登上“皋华丽”号时,鸣炮19响向其致敬。而中方钦差大臣耆英率领的代表团登上“皋华丽”号时,仅听到3响礼炮。这种精心策划的羞辱终于让耆英及其随从明白了英国人的“平等”思想是什么。于是四天之后,在双方约定在陆地会面的场所,清朝官员如法炮制,他们也用3响礼炮向英国官员报以平等的致敬。中英双方以此相互较量的方式,上演了一幕幕的历史悲喜剧。

二、英国独霸世界的野心

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在当时,清政府对英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采取“一视同仁”的外交政策,对它们实行同样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对此有过一段解释。他写道:“在1842-1844年间,参加条约谈判的满人代表愿意把古人对所有野蛮人一视同仁的思想也都带到谈判桌上来。由于皇帝习惯性地怀柔远人,那么他的大臣几乎连想都不用想就把跟英国签署的条约也适用于美国。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英国人自己向美国人提供这些特权,否则美国人原本应该对清朝皇帝的感激之情就会变成对英国人的感激。”这是不是事情的真相?清朝皇帝为什么宁可放弃自己的利益也要一视同仁(平等)地对待各个国家呢?费正清的判断属于心理主义臆测,其实根本不着边际,因为它没有可信的档案文献的支持。事实上,清政府采取“一视同仁”的外交政策,不是为了什么“感激之情”,而是出于国际政治考量,因为它早已认识到英国独霸世界的野心。

刘禾|帝国的道义:“不平等条约”背后的真相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

早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乾隆皇帝就认为英国使节来华是“居心叵测”。而英国人眼里的乾隆皇帝,是个高傲自大的君主,因为他故意表现得对与英国通商毫无兴趣,这在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写得很清楚。但经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乾隆皇帝同时写给他的亲信大臣的谕旨中,已几次流露出他的不安情绪。他最担心英国人通过排挤其他与中国有长期贸易关系的国家,借机垄断在广州的对华贸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10月2日,皇帝颁布谕旨,其中提到:“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今不准其人留在京,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其欲,籍此生事,不可不预为之防。”(《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页21327)乾隆皇帝命其亲信长麟赶在马戛尔尼返程之前到达广州,通告广州的外国商人,皇帝没有赐予英国任何经商特权,也不许英国人声称他们有权代表其他外国商人与清政府进行贸易,从中牟取暴利。

来源 : 帝国的话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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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