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30年:重塑与蹉跎

李瑞琴 2019-07-12 浏览:
2019年是东欧剧变30年,关于1989年导致“天鹅绒革命”的关键因素再度被重解。回顾过去30年,东欧各国转型仍在途中,新旧挑战交织而生。中东欧国家在融入欧洲问题上存在共识,但预期与结果相距尚远,出现了“新旧欧洲”的心理围墙和“二等公民”之感。当前,“民主制度”依然脆弱、经济发展未达预期、标志国家稳定的人口状况出现剧烈变动等是中东欧各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当代中东欧政治社会状况的突出特点。

东欧剧变30年:重塑与蹉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欧洲中部及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或工人党、劳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这八个国家以政治、地理概念的双重含义,被称作“东欧国家”,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开始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对东欧各国产生重大影响。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东欧各国执政党对党内外反对派妥协退让,直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从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夺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成为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到1992年1月,东欧8国执政党无一幸免均丢失政权,酿成震惊世界的世纪性悲剧。剧变后,南斯拉夫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北马其顿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原东欧8国剧变分裂后的13个国家,与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统称中东欧16国(东西德统一后不在此列)。原东欧地区由此形成中东欧16国的新地缘政治概念。回首历史,30年后如何看待影响东欧剧变的关键因素?转型30年后的中东欧各国面临着什么样的现状和挑战?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1989年“天鹅绒革命”:关键因素再度重解

东欧剧变被历史学家称为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东欧8国除罗马尼亚外,均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关于“天鹅绒革命”成功的原因,世界历史学家有许多概括和总结:如有照搬苏联模式并受制于苏联、无独立自主权利的历史原因;有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并诱发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内部原因;有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东欧国家“松绑”、其对外政策引发东欧国家各党分裂蜕变的苏联因素;有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各种手段诱惑施压至“和平演变”的西方因素等。以当代视角审视30年前东欧剧变的原因,既有规律性结论的延续,也有新特点的呈现。其中,俄罗斯学者对当年“天鹅绒革命”关键因素的解析,值得关注和思考。

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共同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是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合作伙伴,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长期以来,在以苏联为首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中,东欧各国均依赖于苏联,各国领导人独立自主领导国家的权限和能力受到制约。东欧各国执政党内部都积累着一些严重问题,如没有建立起保持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央集体领导核心;没有或者不甚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党风不正,官僚主义盛行,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滋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出现严重困难等。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阵营缺乏兴趣,不愿意显示“苏联的主导作用”,一改之前苏联将东欧国家视为外交主要优先事项的惯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首次与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最高领导人会晤便概述了苏联与其盟国关系的新原则:

【“我们是平等关系,苏联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各个领域开展互利合作。承认这些原则同时也意味着各方需承担对本国局势的全部责任。”“从现在开始,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自己的生活。”】

由此,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均始于苏联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一方面赋予这些国家更多的行动“自由”,另一方面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现有政权的思想支柱。但苏联的政策实际上是只给这些国家进行“民主化”、西化的“自由”,并不允许这些国家拥有加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力。随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恶化,人民要求经济和政治改革,国家失控。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就夺取了政权。1990年,东欧各国都举行了多党选举。东欧国家的反对派运动(包括多民族国家公开的分离主义运动)被认为是日益增长的“民主化”的体现而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同年,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革命“和平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西方的“表彰”。

由此可见,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决定“松绑”“解绑”苏联与东欧持续了40年的紧密关系,摒弃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看似对东欧各国的主权和意愿给予“尊重”,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又要求东欧各国按照苏联改革的“新思维”进行国内政治改革,同时不再对东欧各国改革进程和后果负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尽管东欧剧变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事实证明,当掌控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消失时,各国政权即迅速崩溃,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民主化”轻松胜利的错觉。如果苏联没有“松绑”“解绑”与东欧的关系,且东欧各国有能力掌控国家和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变革。在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正是苏联“革新社会主义”的过程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力量迅速增强,加大了其与政府的对抗,使得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权威迅速衰落。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各国的新政策是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关键因素,这一政策实际上只许东欧各国倒向西方,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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